在晋察冀的日子
　　1938年“五一”劳动节过后，白求恩大夫离开延安。他带着17头牲口驮着的器械、药品，由卫生部长姜齐贤陪同，于5月14日首先来到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一二○师后方医院第三所，在这里连续工作了5天，为50多名重伤员做了手术，帮忙搭建了一个手术室，解决了一些医疗器械问题，还给医务人员上课，提高换药技术等。在这里，他还给伤员献了一次血。白求恩的助手游胜华的女儿游黎清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38年5月，白求恩途经八路军一二○师的后方医院，几天内对200多名伤病员进行了诊治，也就是这次，八路军的医务人员第一次接触到了输血技术。当时，白求恩给一个重伤员做截肢手术，需要输血治疗，可是当时的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输血，都很害怕，不敢主动献血。白求恩就果断地说：“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抽我的吧！”并给大家讲解输血技术的原理，鼓励大家：“如果我们能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一个战士，就胜于打死10个敌人。”在白求恩的带动下，又有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给伤员输了血。大家看到，伤员输过血后几天就大有起色，而大夫们也照样神采奕奕，这才放下心来，踊跃报名参加献血。前线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流动血库，被白求恩称为“人民血液银行”。
　　从贺家川出发，途经岚县，他又检查伤病员，做了一些工作。1938年6月17日，抵达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午10点钟的金刚库村村头，军民近千人列队欢迎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聂荣臻司令员身着整齐的军装，精神焕发地站在队伍的前头，特别兴奋。当天下午，还在小树林里召开军民欢迎加美医疗队大会。
　　白求恩刚刚抵达，就迫不及待要投入工作。聂荣臻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道：白求恩跋涉千里，旅途疲劳，我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他当时这样回答我：“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这句洋溢着革命者战斗激情的话，至今听来仍让人激情澎湃。
　　他对工作近乎拼命，曾一周内为521位伤病员检查身体，一个月为157名伤病员实施手术。40多个小时不曾合眼，在敌人的炮火下，镇定自若地做完71例手术。在1938年反“扫荡”中，他6天内医治了120名伤员，做了105例手术。1939年4月，贺龙师长指挥的著名的齐会村歼灭战中，白求恩和医疗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做了手术。当时的他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和休息，身体很差，但顽强的意志支撑着他，累得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头伸进冰水中清醒片刻，马上又投入手术。
　　在一封他写给加拿大朋友的信中，说道：今天是我的49岁生日，很骄傲能成为一名前线最老的战士，昨天下午7点走上手术台，熬了个通宵，今早6点才上床睡觉，一共救治了40名伤员，为其中19个做了手术。信很平实，只是简述了他的一天，但就是这样忙碌的一天，也只是他在中国500多个日夜中极其普通的一天。
　　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前线之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困难之际。在日伪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八路军指战员有时只能用马饲料充饥，就算是大家特意优待的白求恩也只能用土豆果腹，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前线不久，毛泽东特意从延安打电报给聂荣臻：每月要发给他100元生活津贴。白求恩得知消息后，立即拒绝。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这里需要我。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他从不讲特殊，很能吃苦。上级提出给白求恩配小灶，他却主动要求与大家一起吃红薯、玉米和野菜。
　　白求恩医治伤员时，经常达到忘我的程度。几次大战打响后，领导都要他留在后方，他却认为“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到火线救治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有些伤员分散在居民家中，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他对伤员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爱护，将伤员看作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尽最大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伤员被子湿了，他让出自己的；伤员不能动，他亲自给伤员端尿；伤员拄副拐杖，他也要看看和身高相符吗？合适吗？伤员吃不下饭，他就亲手做一碗可口的鸡蛋羹。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白求恩对伤员的态度非常和蔼，开口就是“我的孩子”，他也真的像一位慈父一样关爱着他们。他对群众也非常关心，总是尽力为他们解除痛苦，他常常背着药箱顺着羊肠小道，在深夜里走进农舍出急诊。胸前长大瘤子的老乡、患兔唇的孩子、有流产危险的孕妇、摔断腿的年轻人都是他的病人，被他治疗过的群众感激万分，杀掉家里唯一的家禽给他送来，也有许多伤愈归队的指战员缴获到日本罐头和奶粉舍不得吃，千方百计地捎给他以表示感激，却几乎都被他转送给伤病员。
　　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医疗条件非常差，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进行教学，培训医生。他白天做手术，得空就指导木匠、铁匠制作手术器械，傍晚给医务人员上课，晚上在油灯下用他的打字机编写教材。经过五个星期的努力，医院建成了，他称为“模范医院”。他说：“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这样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带不走的医疗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是土造的。手术刀、止血钳是乡村铁匠铺子打的；镊子是竹片用火一烤，弯过来就成了；手术锯就用木工锯代替。当时条件太有限，制式手术器械奇缺。虽然使用这些土造器械，但白求恩要求消毒必须要按“消毒十三步法”严格进行。科学的消毒措施，大大减少了手术感染率，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白求恩对待工作精益求精，对医护人员的工作也严格到挑剔的程度。白求恩的助手王道建之子王永革，回忆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例行检查中，白求恩发现一位伤员伤口没有处理好，大发雷霆道：“这个手术谁做的！”王道建站了出来。白求恩怒不可遏地咆哮道：“你离开这里！你不配做医生！”王道建难过极了，也内疚极了，默默地看着白求恩强压怒火，心疼地为伤员做好处理。事后，冷静下来的白求恩为自己的态度向他道了歉，并手把手教他。后来，王道建经过努力，成为白求恩最满意的助手之一。
　　白求恩的火爆固执往往来自于对真理的执着。发现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医生做手术时聊天抽烟、护士晚上值班打瞌睡、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等现象，他都要发火骂人，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批评和训斥。但多年以后，他们谈起白求恩，无不怀着尊重、感激、怀念之情，因为从他身上学到了真正的医德。
　　“冲啊！有白求恩为我们治伤！”这成为战士们冲锋陷阵时互相鼓励的口号。很短的时间，白求恩的名字成为传奇，他成为战士们的“保护神”，在战士们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来中国之前，美国援华会和加拿大共产党答应定期向中国提供必要的物资和资金。但在白求恩一行来中国后，说好的资助却不见了踪影，他发出的所有求助信件都犹如石沉大海。为此，白求恩决定回国一趟，主要为了筹措资金和补充药品，顺便暂时休养和缓解乡愁。因为在1939年夏，他的左耳失聪，并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严重感染，引发高烧，抵抗力已经非常差了。然而，就在白求恩的回国之旅即将成行时，1939年10月底，驻华北日军调集两万重兵，配以飞机、大炮和装甲车，在“杀人魔王”阿部规秀指挥下，穷凶极恶地对我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冬季大“扫荡”。白求恩毅然决然推迟了回国的计划，他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那我回国还有什么意义呢？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再启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