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清华，女，1918年生于江苏武进。1937年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曾任抗大区队长、指导员。毕业后先后担任三边分区妇联副主任、绥德分区妇联主任。1942年在安塞县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24岁的邵清华高票当选安塞县长，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的女县长。当时安塞是中共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方革命基地，高等法院等中央机关和边区兵工厂、纺织厂等20多个单位先后设在这里。她到安塞任县长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她说：“你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担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林老的教导，她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走村串户访实情智解突发抢粮案
　　粮食是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物资之一，邵清华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起抢粮事件。事情发生后，她立即派保安科干部协助区、乡干部和民兵控制局面，维持治安秩序，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同时，还告诫凡是抢了粮的要自动退回抢的粮食，并表扬了报告情况的积极分子。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立即派干部进行调查。安塞县政府也参加调查。当时有人说，边区政府给安塞县分配的征粮任务太重了，还有的说延安吃饭的人太多了，得减少人，才能减少征粮的任务。经过调查弄清了策动抢粮和造谣的人确实是别有用心的。的确，1940年前后陕甘宁边区条件较为艰苦，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停发津贴，另一方面由于机关人数大幅增加，这样，“救国公粮”逐年递增。在当时，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是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它的推进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边区政府是否巩固，甚至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前线军队的生死存亡。老百姓对公粮本身并无异议。但是，由于公粮逐年递增、负担加重，引起老百姓的不满。1937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862.6万亩，计划征收1万石，实际征收14197石，逾额超过四成。平均每亩地负担为0.16升；1938年，边区政府征粮耕地为989.4万亩，计划征收1万石，但实际征收达到15955石，逾额几近六成，平均每亩负担上升到0.18升；1939年，耕地仅增加不到20万亩，征粮计划却增加到5万石，实际征收了52251石，平均每亩负担上升到0.52升；到1940年，在耕地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计划征粮9万石，实际征收了97354石，平均每亩负担达到0.83升。1940年7月1日，安塞县遭受冰雹，二、六、七区共有400亩受灾；7月11日，除七区外其他6个区又遭受水灾，受灾面积达1.7万亩。1941年4、5月份，安塞春播时又遭大旱。由于1940年粮食歉收，1941年公粮任务重，加之又出现旱灾，农民生活十分困难。1941年7月2日晚，六区农民尚迎春、李之安等200人在别人的教唆下，抢走窑则湾粮库50多石粮食、958元现金。群众议论纷纷，怎么办？
　　邵清华深入农村，走村串户亲自了解情况，看看老乡的碗里，又看看老乡的锅里，再看看老乡的面缸、米缸。她明白了：春荒严重地影响了春耕生产，有些群众连锅都揭不开，吃的是野菜汤。而且六区化子坪乡指导员张彦和粮库的一些行政干部，明知群众吃饭有困难，不积极想办法为群众借粮，反而暗地唆使群众抢粮，蓄谋已久企图乘乱掩盖他们平时非法盗窃粮食的罪行。他们事先煽动一部分人作案，事后制造谣言，诽谤政府，蛊惑人心，扰乱
　　邵清华调查清楚后，一方面，连夜起草文件，请求边区政府援助，要求减征公粮、借粮借草以度灾荒。边区政府很快采纳了她的建议。决定将当年公粮免征，还拨给安塞县粮食100石，农业贷款20万元（边币），并同意县政府出借一部分谷草。邵清华生怕不够分摊，又动员机关干部将当年口粮抽出60石，借给农民度春荒。另一方面，从重处理贪污盗窃国库公粮的坏分子，然后在本区和附近地区展开遵守边区政府法令的教育，特别着重教育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带头遵纪守法。对于抢粮食的人分两部分处理，对那些不明真相、受骗上当的农民，经过批评教育，只要认识错误，表示今后改悔决不再犯，除责成他们退回所抢粮食外，不再追究，如给抢粮事件的挑头者尚迎春做思想工作，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那些流氓，除退回所抢的粮食外，还分别将其交到区、乡政府，责成村政权和民兵监督他们劳动改造。为了使该类事件不再发生，她还在全县正面开展了守法教育，教育干部把完成国家任务和为群众服务结合起来。让他们知道：上级为我们布置的工作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不过有的是为群众长远的利益，如征粮、征兵等，当然这也是人民为政府应尽的义务；有的则完全是为群众的当务之急布置的工作，如组织群众搞大生产、救济、办学校等。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