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提供的4张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度图像中，从2000年的“半黄半绿”到2010年的“一片碧绿”，再到2015年的“整片深绿”，时间的刻度显示出生态恢复的艰辛历程。
　  “从兄妹开荒变为兄妹造林”
　　一刮风，黄土、沙尘遮天蔽日；山光秃秃的，时常连个柴棒都难捡到……“下一场山雨褪一层泥，种一茬庄稼剥一层皮，村里人每家种几十亩地，却还可能饿肚子。”这是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村民闫志雄的历史记忆。
　　没树没草的秃山留不住雨水，一下大雨就容易发山洪。在志丹县永宁镇，50年前李玉秀的婆姨就被山洪冲走了。“寻了半天，只在河沟边找到一只鞋。”隔着几十年时光，李玉秀今天仍难掩悲意。
　　贫瘠多灾，黄土成殇。土地不再荒凉，生活不再贫苦，成为延安人的渴望。
　　逆转最初出现在延安北部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吴起县。
　　1997年，把山羊养殖作为支柱产业的吴起县，邀请世界粮农组织的几位专家来考察当地畜牧业。“我们的本意是想请专家支招，让我们把山羊养殖做大做强。但是专家来一看，在跟县领导座谈中指出，吴起不适合再养山羊。”时任吴起县畜牧局副局长的高增鹏说。
　　这场没有达到最初目的的座谈，却给吴起县领导敲响了警钟。1999年，在深入调研后，吴起实施封山禁牧、植树种草、设施养羊，一次性淘汰散牧山羊23.8万只。
　　禁牧之初，很多农民跑去责问当时任吴起县委书记的郝飚：“凭啥老祖宗几辈里都放羊，现在你就不让放了？”有人甚至扬言要赶着羊到他的办公室去。
　　郝飚说：“以吴起当时的环境，18亩天然草场才能养一只羊，但是人工种植的草场，一亩就可以养两只羊。相差了几十倍啊！”这本账，他反复算给来找他“算账”的群众听：“你说老祖宗几辈都放羊，那你富了吗？你要富了，就按你的路子走；你要没富，就按我的路子走。”
　　1999年，中央启动退耕还林政策，要求延安“从兄妹开荒变为兄妹造林”。“当时我瞬间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轻松了。这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郝飚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感慨不已。
　　种出高原上的“江南”
　　1999年退耕还林后，闫志雄就带领村民种树。闫志雄说，在干旱缺水的陕北地区，栽树“比登天还难”。
　　“春天种的死了，秋天继续补种；第一年种的死了，第二年继续补种……有时候一片林子要经过五六次补种才能真正长起来。”闫志雄说，“没有捷径，就是这样坚持种。”
　　为了种树，延安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延安黄河两岸的白于山区，为了在陡峭的山崖上种树，农民们把树苗放在背后的背篓中，匍匐着身子，手脚并用地爬上去。
　　自20世纪末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1077.46万亩，植被覆盖率从2000年的46%提高到2017年的81.3%，在卫星遥感图上清晰可见一条绿色的分界线，与行政边界相吻合，标志着“绿色延安”已经形成。
　　气象资料显示，退耕还林后，延安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从2001年的238天增加到2017年的313天，入黄泥沙量从退耕前的每年2.58亿吨降为0.31亿吨。一位从广州来延安培训的干部说，他第一次来延安，没有见到预想中黄土高原的荒凉，满眼绿色恍若置身江南。
 　 捧上“金饭碗”
　　退耕还林启动后，吴起县马家湾村村民马有恩每年能获得国家补偿款1000余元，一直领了16年。他指着自家退耕后的林地，只见藤缠枝绕、满目葱茏，林间鸟语花香。“国家给着钱，吃粮不成问题。现在苦少了，光景好了。”
　　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镇长黑学良向半月谈记者介绍，南泥湾近几年还精心打造“生态经济”，让春花、秋叶、稻田、鱼塘形成四季不断的美丽风景，让“绿色”与“红色”旅游相映成辉。“目前南泥湾农民新增收入中的10%至15%，来自生态经济。”
　　在延安，宝塔、安塞的山地苹果，延长、宜川的花椒，延川的红枣，黄龙的板栗、核桃，成为退耕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主导产业支撑下，延安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退耕前的1356元提高到2017年的11525元。
　　“生态兴则百业兴。做到生态养民，才能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安塞区委书记任高飞说，远山是生态林，近山是经济林，安塞坚持“生态+”，发展6万亩蔬菜和40万亩山地苹果，去年农民人均收入达1.22万元。
　　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表示，只要方向对，不怕路程远。延安将坚持生态建设，一任接着一任干，守护好延安的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