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对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改革先锋进行了表彰。路遥获此殊荣。喜讯传来，宝塔为之翘首，延河为之欢歌。路遥和他的作品，又一次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的一生，是扎根黄土地与时代共前行的一生。他以“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的现实主义情怀，创作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用他有限的生命点燃了一座散发出无限光与热的文学灯塔，感染、鼓舞着广大农村青年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中去……
　　如果他还在世，12月18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会像其他被推选出的改革先锋一样，通过电视画面朝着亿万喜爱他的读者们挥手致意，就像30年前，他和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通过广播走进了亿万读者的心中一样。
　　天妒英才。1992年11月17日，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3岁。就像陈忠实说的那样：“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
　　时至今日，路遥，依旧是一个滚烫的名字。
　　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使得在他离世20余年后，人们依然怀念着他，依旧讨论着他笔下的故事，依旧被他的精神和他的作品激励着、鼓舞着，投身到不平凡的奋斗中？2018年冬日的一个上午，我在延大文汇山上徘徊了很久，很久，思绪和身体不由自主地奔向远方——我是该出发了，到他曾经生活和奋斗过的地方走一走，以期能找到打开这个谜团的钥匙。 
　 苦难激发出他强烈的生命意识
　　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偏僻的荒山沟里。从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意味着残酷：路遥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一家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路遥7岁的时候，为减轻家里负担，父亲带着他一路乞讨来到百里之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伯父。
　　12月的陕北，草木凋零后的黄土高原显露出她千沟万壑的原始风貌，看似凄冷却充满着厚重庄严。在距离延川县城5公里的郭家沟村，两座山夹着一条沟，在村口不远处，一面山坡上那两口土窑组成的院落，就是路遥在延川的家。
　　路遥曾经回忆道：
　　“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不难看出这样的经历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创伤。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了一颗敏感自尊心。”在路遥的心中，他独立地做人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陕北苦焦，历来就有“十年九旱”之说，同是农民的大伯并不比路遥父亲的光景好多少。路遥常常独自跑到荒野地里，在收过的土地上去寻觅被遗留下的几粒玉米充饥，也常常为买不起一根铅笔而发愁，当他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入初中时，伯父却无力再供他上学，想让年幼的路遥开始劳动，可路遥愤愤地把劳动的工具扔进沟里，义无反顾地上学去了。这是他一生的一次重大的选择，在他看来，劳动固然是光荣的，可是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近似原始的劳动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学时期的路遥就像他的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那样，只能靠稀饭、黑窝头、野菜，勉强维生，整天饿得发晕，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可是当饥饿侵蚀着他的时候，他却在县文化馆啃读着书本，用精神的食粮来满足着自己。
　　1966年的夏天，就在路遥的刻苦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考取了当时的西安石油化工学校，期待着鲤鱼跃龙门时，“文革”爆发了。在这场风暴的裹胁下，19岁的路遥本以为他的人生会从此走向“轰轰烈烈”。然而，造化弄人，他最终还是无奈地背着铺盖卷回到农村。对于路遥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恐惧、迷茫、困惑、不安……这种负面的情绪让年轻的路遥陷入痛苦的反思中，从而也为他日后走上文学的道路积累了切实的体验。
　　我们能够看到在这块土地上路遥是面对过很多苦难的，可路遥曾说过“我对延川这块土地，永远抱着感激的心情……我的创作作品中，所有的生活背景和原材料大都来自于这里，在我的意识中延川就是故乡、就是故土。”面对苦难和逆境，路遥并没有悲天悯人，反而激起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与命运做着不断的抗争，他把他的这种与命运作斗争，这种不断奋斗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他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着种种苦难，可是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就如他笔下的孙少平说的那样：“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是我们伟大！”
　　因而，路遥在创作中表现令人钦佩的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是必然的。《路遥传》的作者厚夫曾经谈论起路遥的作品时说过，“他既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传达一种温暖的情怀，给读者提供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这应该是对这种能量的最好解读。
　  像“书记官”一样忠实记录历史
　　“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这是路遥1988年在他的母校——延安大学五十年校庆上的题词。
　　1970年夏，路遥在已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的帮助下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由谷溪他们于1972年在延川创立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也成为路遥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因为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路遥的事迹上了《陕西日报》。
　　这时的路遥深知自己要在文学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还需要有更多的文学知识的积累，于是1973年在全国高校普遍恢复招生后，路遥有了去大学深造的想法。当时的招生方式是推荐选拔制，因为路遥在“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头目的经历让北京和西安的两所高校公开拒绝了他。此时，在调查清楚真相后，延安大学中文系向路遥敞开了怀抱。
　　在延大，路遥除了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的高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他曾经对厚夫说过“我把延安大学图书馆中所有的中外名著全部翻过一遍，把延安大学图书馆里的文学杂志全部翻过一遍。”这样的阅读量无疑是巨大而又惊人的。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孙少平时写道“阅读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可见，在求学时期大量的阅读也对路遥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行了“重塑”。就像厚夫在一次的演讲中提到过的“文学让路遥找到了表达自己情感和思考的窗口。当他所有的‘仕途’被堵死之后，路遥发现了文学能够拯救自我。”
　　我猜想这一时期，路遥是在有选择地进行着阅读，他渴望在文学中找到现实生活的答案。这期间他重点关注的是现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名著。在路遥延大的同学白正明的记忆中，《创业史》就是路遥百看不厌的神圣读物。柳青也是路遥视为“文学教父”的人。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时刻召唤着，鞭策着路遥。当然，柳青的去世，《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没能完成，这也成了路遥心中永远的“痛”。
　　研读文学的同时，路遥也时刻不忘关乎政治。路遥曾在给他的老师、延安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他感受到的人民心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其中他对政治敏锐的判断力，是很多同龄人所不具备的。
　　从延安大学毕业之后，到了省城工作后的路遥虽然是“城籍”，可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农裔”身份，他一边在陕西文学的深厚土壤中汲取着营养，一边在因为自己的弟弟王天乐的人生境遇，站在“城乡交叉地带”思考着当代青年的命运，这一切更激发了路遥对新时期城乡融合的感受。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积累和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判断，在以后的文学道路上，路遥才会敏感地认识到他所处的时代的与众不同，感受到人们正在面临着重大的社会转型，他决定像“书记官”一样忠实地记录历史。
　　路遥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中国新时期文坛“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风潮正浓。路遥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可是目标坚定的路遥却义无反顾地向着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
　　他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正是全景展现了改革开放对基层人民群众思想上、生活上产生的巨大冲击，进而激发出人们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不屈意志和奋力拼搏的时代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1988年5月25日，在甘泉县招待所，路遥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这是他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1981年，也是在甘泉县招待所的这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窑洞里，路遥仅用21个昼夜就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甘泉县招待所当时的服务员李兰英在采访中曾说：“路遥写东西可用心了，也可苦了，彻夜不睡觉，房子前后摆得满是书、资料和写下的稿子……”
　　在他的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曾对写《人生》时的状态进行了真实的记录：“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这部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生出路问题的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
　　可是，就在《人生》等多篇中短篇小说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的同时，路遥却决定从“热闹的广场式生活”中断然抽身，投入新的文学苦征中去。他励志要写一部“大书”，“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在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以黄土高原农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为线索，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全景式地书写中国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的城乡社会变化。为了写这部长篇巨著路遥花费了6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仅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花了3年：他潜心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为了准确还原历史，他还翻阅过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路遥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
　　不仅如此，为了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还多次重返陕北，深入到农村、城镇与煤矿中。除了肉体上的辛劳之外，路遥还承受着常人多不能承受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潮湿起来。”
　　其实，在写第二部时路遥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但是他却选择了保守治疗，直到为这部巨著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奉献了书写人民的皇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波，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穿越了阶层与年龄，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病魔抗争，不惜用生命写作，路遥本身就是一部催人奋进的壮丽史诗，他和他的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主人公早已融为一体，他们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也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
　　离开文汇山时，正是中午时分，阳光照耀着路遥塑像和他墓前的白皮松，塑像后的石碑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话语在正午垂直的阳光下显得更加的深刻，这是属于路遥的“早晨”，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早晨还会从中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