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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最革命的圣地。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爱国青年有的甚至是国民党党员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挑起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抗日救国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办红军学校，他指出：“我们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讨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的一座旧庙堂前举行开学典礼。红大于1937年1月从170里外的保安跟随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
　　抗大学员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战斗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他们是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包括一些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干部），他们经过抗大的培养后，又回到各部队、各地区带兵打仗，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再一部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过抗大的培养和锻炼，又播撒到全军和全国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各部队的干部到抗大学习，一般都是由各级组织选送来的，虽然有的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但他们都有各级组织统一安排，负责接送，少有像各地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那样艰难、曲折。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段时间，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油画家王式廓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一百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才到达延安。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到了困难，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1939年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200名爱国青年，并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
　　去延安是很困难的，对于女孩来说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基本上出身中产以上家庭。农村贫寒人家女孩一般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去延安的女孩很多都是大小姐，整个步行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就是一次人生考验。
 　 从千金小姐到革命战士
　　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其中，温联琛就是这样的一位。当时，年仅14岁的温联琛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往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她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她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温联琛可谓是绝无仅有的。1938年8月3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何穆是肺结核病专家，陈学昭是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可以乘汽车到延安。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关照的女青年，就是温联琛。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温联琛，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
　  从皇亲国戚到鲁艺教员
　　在无数奔赴延安的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温联琛那样幸运，可以乘汽车到延安。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共有八百里之遥，对于坐不上汽车的人来说，要走完这段路程，不啻一次“小长征”，而颜一烟就走完了这样的“小长征”。曾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科教师的颜一烟，是清朝贵族的后裔。早年颜一烟在家里读家馆，后来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颜一烟入学已经两年半，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她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马上归国投身抗战。一到上海，她就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在队里担任秘书，既写剧本，又参加演出。到武汉以后，她参与了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工作。她在一次聆听周恩来所作报告后，就一心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颜一烟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李克农同意了她的要求，写信介绍她去延安。有些亲朋好友劝她不要去延安，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冬季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衣服干了以后，放在那儿都能立起来不倒下，但这些没有动摇她到延安去的决心。1938年春，颜一烟从武汉启程，到西安后，立即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安排她加入了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一同步行前往延安。
　　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处山岭起伏，沟壑纵横。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天之后，他们便腰酸腿疼，脚上也打起了泡。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着不停地向前走，甚至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才有旅馆住宿。进了旅馆一躺下来，累得动也不想动。他们整整走了十几天，才到达目的地。到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作为延安显著标志的宝塔时，颜一烟激动得泪如泉涌，把疲劳全忘掉了。到延安后，颜一烟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9月入党，12月调“抗大文工团”任剧作组长，1939年夏调鲁艺艺术指导科任教员。（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