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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抗大誓不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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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何其芳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从官宦之女到军事助理
“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6年金秋时分，陈慕华回到延安，她站在50年前曾经住过的土窑洞前深情地说。
1921年初夏，陈慕华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由于父亲重男轻女，她两三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九岁才从外祖母家接回来。在思想进步的叔叔的帮助下，她进入学校读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陈慕华正在杭州惠兴女子中学读书。“记得学校教导主任方度曾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祖国的危急形势，动员我们上街游行。我们全校几百名学生都上了街，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天天气很冷，我那挥臂呼口号的手被冻得冰冷。回到家里时已是万家灯火了。我不明白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什么会一片片都被日本鬼子抢走……在我年轻的心中，萌发出朦胧的爱国意识。”七七事变后，正读初中的陈慕华不得已终止学业，逃难到了西安。此时，她的父亲正在中条山作战，任第三军少将参议。之后，陈慕华加入了抗敌救援会，宣传抗日救亡。她从《新华日报》上知道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党的救亡图存的主张，明白了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于是，出身官宦世家的17岁少女作出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奔赴延安去上抗大。陈慕华拿着国民党空军介绍函件（陈慕华是国民党空军司令陈栖霞的侄女），坐着小汽车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伍云甫处长，伍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1938年国际劳动妇女节过后不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党代表找陈慕华谈话，“殷切地叮咛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有事业心，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总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
3月下旬，天气还很凉，西安街头的树木仍然是光秃秃的，陈慕华穿着棉旗袍，套上罩衫，带了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辞别亲人离了家。怀里揣着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她到抗大学习；另一封是朱光同志开的，介绍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在八路军办事处，陈慕华搭上了八路军的运粮车，同行还有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警卫。“我坐在粮食包上，怀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延安之路。”1938年末，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陈慕华毕业了，正碰上抗大要办首期参谋训练队，陈慕华参加了。毕业之后留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当了军事助理，遇到了她同队的同学钟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后来，陈慕华又调到了丈夫所在的留守兵团当教育参谋。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著名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正是因为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最革命的圣地。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爱国青年有的甚至是国民党党员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成群结队地来往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往抗大。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1万多里，到达延安。这时，他们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然斗志昂扬地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后来回忆当年他自己奔赴延安的经历时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城。”著名作家何其芳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当时毛泽东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当年抗大两三天就能编一个队，一个队就达100多人。如：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共招收学员1272人，到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的学员就达到了5562人，是第三期的4倍。据统计，从1937年到皖南事变前，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人左右，这些青年中有一半以上都在抗大学习过。当时，国际友人爱德华大夫看到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那些川流不息的奔赴延安的青年，不由得赞叹：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爱德华终于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因此，理想、信念的力量，爱国主义的真挚情感，正确的人生追求，吸引着爱国青年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可以这样说，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八百里山路，就是一条追求者们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著名作家何其芳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从官宦之女到军事助理
“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6年金秋时分，陈慕华回到延安，她站在50年前曾经住过的土窑洞前深情地说。
1921年初夏，陈慕华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由于父亲重男轻女，她两三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九岁才从外祖母家接回来。在思想进步的叔叔的帮助下，她进入学校读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陈慕华正在杭州惠兴女子中学读书。“记得学校教导主任方度曾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祖国的危急形势，动员我们上街游行。我们全校几百名学生都上了街，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天天气很冷，我那挥臂呼口号的手被冻得冰冷。回到家里时已是万家灯火了。我不明白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什么会一片片都被日本鬼子抢走……在我年轻的心中，萌发出朦胧的爱国意识。”七七事变后，正读初中的陈慕华不得已终止学业，逃难到了西安。此时，她的父亲正在中条山作战，任第三军少将参议。之后，陈慕华加入了抗敌救援会，宣传抗日救亡。她从《新华日报》上知道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党的救亡图存的主张，明白了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于是，出身官宦世家的17岁少女作出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奔赴延安去上抗大。陈慕华拿着国民党空军介绍函件（陈慕华是国民党空军司令陈栖霞的侄女），坐着小汽车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伍云甫处长，伍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1938年国际劳动妇女节过后不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党代表找陈慕华谈话，“殷切地叮咛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有事业心，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总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
3月下旬，天气还很凉，西安街头的树木仍然是光秃秃的，陈慕华穿着棉旗袍，套上罩衫，带了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辞别亲人离了家。怀里揣着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她到抗大学习；另一封是朱光同志开的，介绍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在八路军办事处，陈慕华搭上了八路军的运粮车，同行还有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警卫。“我坐在粮食包上，怀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延安之路。”1938年末，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陈慕华毕业了，正碰上抗大要办首期参谋训练队，陈慕华参加了。毕业之后留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当了军事助理，遇到了她同队的同学钟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后来，陈慕华又调到了丈夫所在的留守兵团当教育参谋。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著名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正是因为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最革命的圣地。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爱国青年有的甚至是国民党党员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成群结队地来往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往抗大。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1万多里，到达延安。这时，他们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然斗志昂扬地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后来回忆当年他自己奔赴延安的经历时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城。”著名作家何其芳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当时毛泽东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当年抗大两三天就能编一个队，一个队就达100多人。如：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共招收学员1272人，到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的学员就达到了5562人，是第三期的4倍。据统计，从1937年到皖南事变前，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人左右，这些青年中有一半以上都在抗大学习过。当时，国际友人爱德华大夫看到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那些川流不息的奔赴延安的青年，不由得赞叹：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爱德华终于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因此，理想、信念的力量，爱国主义的真挚情感，正确的人生追求，吸引着爱国青年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可以这样说，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八百里山路，就是一条追求者们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