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后引发了热议。这是青年导演毕赣的第二部长片,讲述中年男人罗紘武回到离开多年的故乡凯里,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再次浮上心头。在“一吻跨年”的宣传方案下,这部电影的预售超过1.5亿元,首日票房高达2.6亿元,远超出普通文艺片的市场表现。
随之而来的是次日票房缩水95.7%,创下内地影史票房跌幅的纪录。不论在观众还是专业影评人当中,电影口碑都相当两极,猫眼评分低至2.6分,豆瓣评分则有7.0分。
法国《电影手册》曾把该片选入“2018年最期待电影”,近期又刊发了副主编撰写的批评:“无法想象会存在比这一部更做作、更无聊和更令人发昏的电影,霓虹艳影式蒸汽拖拽着冗长而又莫名其妙故事。”
这部电影的国际发行方是法国公司WildBunch,与戛纳电影节有紧密关系。创始人文森·玛拉瓦勒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他在看过毕赣的处女作《路边野餐》后,主动寻求了合作。他形容这部电影“极度野心”,“电影中给出了很多东西,甚至也许有点多,我们就尝试去掉这过多的部分,意见主要集中在这方面,希望导演会对此加以考虑。”
2018年11月,《地球最后的夜晚》在金马影展作为开幕影片放映,影评人大奇特在场观看。当时出现了放映失误,影片后半段的3D镜头一直有重影,影响了观影体验。近期上映后,大奇特又重温了一次,才确定自己确实不喜欢这部电影。
影片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时,戛纳艺术总监福茂曾评价它“继承了侯孝贤和大卫·林奇的风格”。“远不如两位,算是两位的低配版吧。”大奇特对记者说。
另一位影评人胤祥却认为,这部电影“革新了长镜头这种视听语言技巧,是电影史需要记一笔的级别……把长镜头的功能、形式、美学、意义都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高度”。
电影的口碑两极对影评人来说司空见惯:凤凰网曾为《一代宗师》组织过辩论大会;2015年,《刺客聂隐娘》也曾引发两极反应。“艺术上比较极端的电影都会这样。”胤祥告诉记者。
《地球最后的夜晚》折射出艺术电影在面对当下市场和大众时可能遭遇的一系列问题。以下是影评人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参考意见。
电影“看不懂”会成问题吗?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曾被观众指“看不懂”,导演姜文在采访中反驳:“法国为何能产生那么多艺术家呢?因为他们有那样足够的观众愿意去理解。中国的有些观众,就理直气壮地、没有羞耻地说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我看不懂。”
胤祥认为,《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看不懂”有技巧问题,“很多信息是靠叙事人的不可靠叙述来提供的,都在旁白里面,对观众的要求比较高。”
在大奇特看来,电影是允许“看不懂”的,即便看懂了《地球最后的夜晚》,也未必就会给出高评价。“我觉得有的电影第一次、第二次看不懂也是挺正常的,因为有些片子你没法让观众一次性就能看懂,有的电影需要慢慢咀嚼,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去消化。”大奇特说,“有些时候,有些电影不一定非要把它完全看懂,有时候我觉得体验里面一种内在情感可能比看懂一部片子更重要。”
技术对电影重要吗?
《路边野餐》中42分钟的长镜头曾广受赞誉,《地球最后的夜晚》的长镜头发展为一小时,并且采用3D技术拍摄。
对比两部电影的长镜头,胤祥对后者更加青睐,“把长镜头的材质带来的不同意义更加推进了,《路边野餐》的长镜头有更好的结构性的构思,但是观念、技术难度、完成度都比不上《地球》。”他甚至给出了更高的评价,“电影史上第一次有人实现了用视听、文本和3D材质的沉浸感,来模拟梦境。”
影评人陆支羽在评论中赞叹,“黄觉坐进电影院那一刻发出的造梦信号,仿佛赋予了3D新的生命力,谁敢说形式不可以凌驾于故事。”
而相反的意见却直指这部电影的新技术。影评人赛人觉得3D是“画蛇添足”。大奇特把这次的升级形容为“换汤不换药”,他反而更偏向《路边野餐》的粗糙感。“这次拍得比较笨、比较机械化,3D的作用不太大,不像那个之前《路边野餐》那么具有灵气和那种原始内核。”
电影可以不讲故事吗? 对《地球最后的夜晚》来说,故事重要吗?胤祥的观点是,“一点都不重要”。
大奇特觉得这部电影为了长镜头而“故意炫技”,已经拖累了叙事。“3D里边的很多情节、动作都是专门服务于长镜头的一些无效劳动。”
《青年电影手册》主编程青松在微博上发表了他的批评意见。“电影可以不讲故事,可以不讲人物,可以没有灵魂,可以写诗,可以旁白,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电影。”他写道,自己无法爱上《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人物,“这些扁平的,臆造出来,缺乏真实感的人物。演员在里面认真的‘表演’,反而让他们更加悬空,无法落地。很多时候有诗歌朗诵+舞台剧的感觉。”
“李鸿其吃着苹果,吃着吃着就哭了;张艾嘉把手表送给黄觉的时候,黄觉哭了。类似这样的呈现有好几处,或许我习惯了观影情绪的累积,这种强行高潮的处理,对我来说,相当生硬。而片尾黄觉对汤唯念出‘最后的诗篇’的时候,真的只能说这是今年最让我失望的影片了。”程青松评价。
借鉴或致敬构成问题吗? 不少人发现,《地球最后的夜晚》多处借鉴了影史上的经典电影,例如一些场景、镜头曾在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出现,片名、海报等也来自小说与画作。
影评人吴李冰认为此类挪用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各种挪用中比较致命的是对王家卫的挪用。《路边野餐》中极为可贵的残酷现实诗意荡然无存。黄觉-汤唯活脱脱就是凯里周慕云-苏丽珍,凯里王家卫必然是精致的平庸。”
胤祥觉得这些借鉴不成问题。“现在电影里面用的每一种技巧都是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成规和惯例,有一些不是那么成规所以被打上了某个大师的标签,这样就是那位大师成功地占据了发明权,形成了风格。”
大奇特认为,对新导演而言,致敬、模仿是一件好事,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将其转化自己的个人风格。“我觉得毕赣还是有自己的风格,看这部电影可能会联想到王家卫或者大卫·林奇,但只能说有些地方是相似的,没法儿说完全是学的,他的视觉风格和调性还是有自己的原创性。”
评分是否会受到电影之外因素的影响?
《地球最后的夜晚》口碑反弹,与超高的票房预售、良好的前期评价不无关系。观影期待和观影环境对电影评分的影响不可小觑。胤祥的一位朋友曾总结出公式:评分=观影体验-观影期待。
制作人玛拉瓦勒为戛纳电影节选送影片时,会采取策略有意降低观影期待。“我做过很多工作,说起来有点损,就是打击他们的影片,说别人的影片多么多么好,结果是大家对其他影片充满高期待,最后经常是制造了他们的失望,我们的影片赢了。这有点像是一场总统竞选。”
入围知名电影节等于影片质量好吗?
《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得到五项提名、三项获奖,并且入围了戛纳电影节针对国际新影人的“一种关注”单元。
“电影节这种事儿来说,你如果之前一部片子已经得到了电影节的认可,你如果再拍片子的话,很容易比其他一些新人导演更有优势入围,和之前参展的经历有关。”大奇特说。
玛拉瓦勒对媒体透露,毕赣原本想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但在他劝说下改去戛纳“一种关注”。原因是推出新导演,首选“永远是戛纳”。
和其他电影节一样,戛纳电影节也有自己的偏好。玛拉瓦勒根据多年选送的经验总结,“在戛纳,或者需要制造惊喜,或者需要制造丑闻。”如果二者皆无,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好电影在戛纳可能更难获奖,但日后会逐渐得到认可。他以美国新锐导演詹姆斯·格雷举例,他们合作的三部电影每次在戛纳都不顺利,但几个月后却被奉为经典。“戛纳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效应,而我称作传统经典的影片,它们是需要时间的。”
电影的评价是否有可能“翻身”?
著名电影《迷魂记》在1958年首次上映时口碑极差,《名利场》《纽约客》等媒体几乎一致批评,最后仅仅勉强收回了成本。导演希区·柯克本人曾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迷魂记》是部失败之作,责任在于其他参与影片的人员和部门。整个1970年代,它的拷贝几乎从世界上消失了。
直到1982年希区·柯克去世后,《迷魂记》再次公映,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口碑也一反常态,英国老牌电影杂志《视与听》将其选入影史十大榜单。此后它再没有跌出这份榜单,甚至在2012年成为了《视与听》的“影史第一”。
类似的口碑“翻身”并不少见,《2001太空漫游》《大话西游》等电影也曾发生过。时间会为《地球最后的夜晚》带来什么?“不好说,因为现在也没法儿完全把这个片子定义为比较失败、比较差的片子,喜欢它的人还是挺多的。”不太欣赏这部电影的大奇特说。(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