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王超北：毁家纾难为革命
阅读提示
■毛泽东曾经赞扬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说：“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我党情报战线上曾有“南潘北王”的说法，“南潘”是潘汉年，“北王”就是王超北。王超北，1903年出生在陕西省澄城县庄头乡永内村，1923年就读于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延安党组织的创建人。1925年9月，党组织派王超北去肤施（延安）创建党团组织。他以陕西省延安中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成立了肤施地区最早的团组织——第四中学团支部，后改为肤施支部，他任支部书记。这年冬，王超北领导学生和群众开展“非基（基督教）”运动，声讨外国传教士勾结反动政府、军阀、土匪为非作歹的罪行。榆林镇守使井岳秀派兵镇压，王超北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和群众营救获释。
大革命失败后，王超北在上海中央局特科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在陕甘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西安也随之成为蒋介石进攻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要地，驻有重兵。那时，上海中央局特科派王超北在西安搜集蒋介石部队的军事情报。期间，他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二师政治处主任、第十七路军卫士团军需主任等职务掩护，设法搜集情报，筹集物资，支援陕北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王超北在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直接领导下，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化名王祥初，从事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他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秘密为延安采购大量物资和电讯器材，经他过手的钱财数十万计，而他一尘不染，历经千难万险，每次都圆满完成党交办的任务。
193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安情报处，由王超北任处长。在进行情报工作期间，白天王超北在西安城四处活动，晚上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主任伍云甫分析归纳了解到的情报，由办事处的电台转发延安。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觉得这样既不便捷又不安全。伍云甫就和王超北研究，最好在办事处以外的地方再设独立的电台，这样既方便工作，又比较安全。1940年秋，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路经西安，听取了王超北的工作汇报，对在办事处以外架设电台一事十分关心，并建议“可以把电台架设到敌人司令部去”。最不安全的地方往往包含着安全的因素，这是革命的辩证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超北通过各种关系，在敌保安司令部、咸阳专员公署、防空司令部、西北行营等处共建立了8部秘密电台，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敌人内部建立电台，也有很大风险，而且很不方便。为了长久安全之计，西安办事处决定在西安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据点。
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王超北，认为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秘密据点十分重要。根据他在上海特科斗争的实践，萌生了修筑一座既能藏进又能逃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秘密地下工作室的想法。这时，日寇飞机轰炸西安。位于大莲花池街和王家巷的一片民房被炸毁。王超北看了这一带的位置环境，发现大莲花池街和王家巷两条街道，正处于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位置，一条南北走向，一条东西走向，被炸毁的民舍恰好都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附近，是修建情报处的理想场所。他立即把他的发现和设想报告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林老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同时又提出：修建情报处既要买地皮，又要建房屋，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党处在困难时期，拿不出这笔经费。
王超北决定自己解决这笔经费。王超北父亲一生经商，生前曾给他留下一笔财产，大约有一万五千元银元和元宝（埋在地下），还有一些大烟土和财物，值约五六千元。他准备把这笔财产全部捐出来，为党建这个秘密据点。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老当时没有同意，说那是你父亲一生的积蓄，你家里还有继母、孩子，要生活，不要缴组织，先放在家里，急需时再说。王超北表示：我身为共产党员，理应把一切献给党，个人留私产有什么用，他执意要把家产全部捐给党组织。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被王超北毁家纾难的精神所感动，经林伯渠批准，他说服家人，把老家的那笔钱和财产运到西安变卖，用来购买了大莲华池街7号和附近王家巷24号、24号甲、25号三处被炸毁成残垣断壁的地基，计划把这四个院落一千多平方米连在一起建造“西安情报处”。
1940年七八月间，他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开始修建地下工程。他自己亲自设计并绘制图纸，并在临潼招雇工人，由“西安情报处”成员担任监工。为了保密起见，采用分段分期施工的办法，即修建一部分后，借口资金完了暂停施工，把这批工人辞退，过些时候，另外再招一批工人施工。而地下室的重要部分，也就是绝密部分，不要雇来的工人做，而由王超北和“西安情报处”同志亲自挖掘。这样一来，那些修建的工人，虽参加了施工，但他们谁也搞不清楚整个工程的全部秘密，更不知道还有秘密地下室。整个工程用料10多万块砖、20多吨灰沙，历时近3年时间才修建而成。
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通过这个秘密据点，先后向党中央发回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2400多份，计30余万字，开辟了东路、北路、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其中东路、北路是去往延安的，南路则通向重庆。在白色恐怖中，“西安情报处”建立了两条通向延安的秘密联络线：一条是天上的红色电波，一条是地下的红色秘密交通路线。两条线互相配合，保证了情报信息的畅通。奔忙于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完成了一项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为保卫延安，取得解放西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曾经赞扬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说：“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习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的题词是：“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有一位市长曾为“西安情报处”遗址撰拟一副对联：“奇中生奇，纵横龙潭，地下十载斗白匪；室内有室，驰骋虎穴，屋顶一线通红都。”彭德怀曾陪同苏联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大莲花池街7号参观地道和秘密工作室，苏联朋友赞扬说，这个地下室始终没有遭到敌人破坏，堪称“世界奇迹”。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毛泽东曾经赞扬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说：“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我党情报战线上曾有“南潘北王”的说法，“南潘”是潘汉年，“北王”就是王超北。王超北，1903年出生在陕西省澄城县庄头乡永内村，1923年就读于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延安党组织的创建人。1925年9月，党组织派王超北去肤施（延安）创建党团组织。他以陕西省延安中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成立了肤施地区最早的团组织——第四中学团支部，后改为肤施支部，他任支部书记。这年冬，王超北领导学生和群众开展“非基（基督教）”运动，声讨外国传教士勾结反动政府、军阀、土匪为非作歹的罪行。榆林镇守使井岳秀派兵镇压，王超北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和群众营救获释。
大革命失败后，王超北在上海中央局特科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在陕甘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西安也随之成为蒋介石进攻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要地，驻有重兵。那时，上海中央局特科派王超北在西安搜集蒋介石部队的军事情报。期间，他以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二师政治处主任、第十七路军卫士团军需主任等职务掩护，设法搜集情报，筹集物资，支援陕北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王超北在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直接领导下，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化名王祥初，从事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他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秘密为延安采购大量物资和电讯器材，经他过手的钱财数十万计，而他一尘不染，历经千难万险，每次都圆满完成党交办的任务。
193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安情报处，由王超北任处长。在进行情报工作期间，白天王超北在西安城四处活动，晚上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主任伍云甫分析归纳了解到的情报，由办事处的电台转发延安。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他们觉得这样既不便捷又不安全。伍云甫就和王超北研究，最好在办事处以外的地方再设独立的电台，这样既方便工作，又比较安全。1940年秋，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路经西安，听取了王超北的工作汇报，对在办事处以外架设电台一事十分关心，并建议“可以把电台架设到敌人司令部去”。最不安全的地方往往包含着安全的因素，这是革命的辩证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超北通过各种关系，在敌保安司令部、咸阳专员公署、防空司令部、西北行营等处共建立了8部秘密电台，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敌人内部建立电台，也有很大风险，而且很不方便。为了长久安全之计，西安办事处决定在西安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据点。
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王超北，认为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秘密据点十分重要。根据他在上海特科斗争的实践，萌生了修筑一座既能藏进又能逃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秘密地下工作室的想法。这时，日寇飞机轰炸西安。位于大莲花池街和王家巷的一片民房被炸毁。王超北看了这一带的位置环境，发现大莲花池街和王家巷两条街道，正处于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位置，一条南北走向，一条东西走向，被炸毁的民舍恰好都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附近，是修建情报处的理想场所。他立即把他的发现和设想报告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林老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同时又提出：修建情报处既要买地皮，又要建房屋，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党处在困难时期，拿不出这笔经费。
王超北决定自己解决这笔经费。王超北父亲一生经商，生前曾给他留下一笔财产，大约有一万五千元银元和元宝（埋在地下），还有一些大烟土和财物，值约五六千元。他准备把这笔财产全部捐出来，为党建这个秘密据点。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老当时没有同意，说那是你父亲一生的积蓄，你家里还有继母、孩子，要生活，不要缴组织，先放在家里，急需时再说。王超北表示：我身为共产党员，理应把一切献给党，个人留私产有什么用，他执意要把家产全部捐给党组织。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被王超北毁家纾难的精神所感动，经林伯渠批准，他说服家人，把老家的那笔钱和财产运到西安变卖，用来购买了大莲华池街7号和附近王家巷24号、24号甲、25号三处被炸毁成残垣断壁的地基，计划把这四个院落一千多平方米连在一起建造“西安情报处”。
1940年七八月间，他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开始修建地下工程。他自己亲自设计并绘制图纸，并在临潼招雇工人，由“西安情报处”成员担任监工。为了保密起见，采用分段分期施工的办法，即修建一部分后，借口资金完了暂停施工，把这批工人辞退，过些时候，另外再招一批工人施工。而地下室的重要部分，也就是绝密部分，不要雇来的工人做，而由王超北和“西安情报处”同志亲自挖掘。这样一来，那些修建的工人，虽参加了施工，但他们谁也搞不清楚整个工程的全部秘密，更不知道还有秘密地下室。整个工程用料10多万块砖、20多吨灰沙，历时近3年时间才修建而成。
王超北领导的“西安情报处”通过这个秘密据点，先后向党中央发回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2400多份，计30余万字，开辟了东路、北路、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其中东路、北路是去往延安的，南路则通向重庆。在白色恐怖中，“西安情报处”建立了两条通向延安的秘密联络线：一条是天上的红色电波，一条是地下的红色秘密交通路线。两条线互相配合，保证了情报信息的畅通。奔忙于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完成了一项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为保卫延安，取得解放西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曾经赞扬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说：“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一个师。”
习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的题词是：“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有一位市长曾为“西安情报处”遗址撰拟一副对联：“奇中生奇，纵横龙潭，地下十载斗白匪；室内有室，驰骋虎穴，屋顶一线通红都。”彭德怀曾陪同苏联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大莲花池街7号参观地道和秘密工作室，苏联朋友赞扬说，这个地下室始终没有遭到敌人破坏，堪称“世界奇迹”。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