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风流》
    ●《高干大》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三大流派，即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以及欧阳山为代表的“岭南”派。欧阳山76年的文学生涯中，有61年是在广州（或者广东）度过的，他写的5卷本的《三家巷》（开始叫《一代风流》）是一轴半个世纪的广州社会生活全景画，最早酝酿于40年代的延安时期，直到1985年才全面完成，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挫折…… 
　　壹 人生的重要导师
　　欧阳山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荆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个月时被卖给姓杨的人家，从小便随养父四处奔波，接触过很多下层社会的穷苦人。由于16岁那年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26年，又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到1928年连续发表七八部中长篇小说，成为职业作家，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因他在广州时创办了油印的《广州文学》，并在19岁那年把几期寄给刚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郭沫若，得到郭沫若的帮助，成为中大预科班的学生。
　　在中大的学习，成为他文学生涯的转折点。他原来所写的是“心爱的欧化语言”。1927年，在中山大学见到了任文学系主任的鲁迅，听了鲁迅的著名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是讲演的记录者，对他启发触动很大，积极筹划成立了“南中国文学会”。是鲁迅把他的文学创作从浪漫主义带上现实主义道路，从为艺术走向为人生为社会。鲁迅是他人生的第一位重要导师。在鲁迅的指引下，他积极投入组织和创作革命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火热斗争中，成为一名坚定的左联战士。
　　1933年，欧阳山、草明夫妇因受国民党通缉而逃亡上海，在上海期间与鲁迅有了更多的来往。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出殡时，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欧阳山和蒋牧良两人共执的特大横额“鲁迅先生殡仪”。他也像是脱胎换骨地变了一个人，砺炼成长为人们熟知的革命文学战士。
　　1940年5月的一天，在重庆沙汀告知欧阳山：“周恩来副主席知道你们参加党领导的‘左联’多年，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又经过长期的考验，组织上认为你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你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欧阳山由周恩来和沙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成为他的第二个革命领路人。
　　1941年4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决定将在重庆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撤回延安。欧阳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4月到达延安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当主任，领导着40多个文艺工作者。他和文艺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勤奋努力工作，除编写出了《中国新文学史纲》这样一部大书，还为未来的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
　　欧阳山曾多次表示，毛泽东同志是他人生第三位指路人和导师。1941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文艺理论性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主张学懂、学透马列主义才能搞好文艺创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根据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他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党中央制定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收到信后，于1942年4月9日给欧阳山回信说，“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和他俩进行了深入交谈。
　  贰 小说《高干大》的诞生
　　参加文艺座谈会后，欧阳山兴奋地说：“这次会议之后，我思想上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今后就看我们去如何实践会议的精神了！”他决心沿着《讲话》的方向深入工农兵，写作的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创作了人物速写《活在新社会里》，这篇特写和作家丁玲写的《田保霖》一同刊发在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6月30日版上。毛主席当晚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后，7月1日写信给他：“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还邀请他来家作客。经过20多天的准备，他背着背包徒步到边区树立的模范集体南区供销合作社落户，和大家生活在一起，并担任了合作社的秘书和助理会计，参加合作社的一切活动，提建议、出点子、搞评比、闹改革，为他们的成就而高兴，为他们的挫折而难受。生活给他创作灵感，他把写作意图列出提纲，征求几十名干部群众的意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欧化语言和风格，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充分发挥小说的“故事”优势，建构了一种层层激化的矛盾冲突结构。在叙事策略以外，小说的语言独树一帜，对陕北方言的全方位吸纳与运用、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对话以及叙述语言与方言的有效融合等，营造了这篇小说独特的语言氛围。这就是1947年创作出的解放区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社题材的小说《高干大》。
　　在小说中，欧阳山塑造了一个“大半个是共产党员”“小半个仍是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高生亮。高干大（本名高生亮）从旧式农民成长为乡土中国的新式农民英雄和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新生活道路的领路人、探索者，他是一个平凡英雄，一个时代新人。这部书虽然写于70多年前，但在21世纪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中国和21世纪新农村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今天去读仍然感到新鲜。高生亮办的合作社几乎就像一个小小的农工商联合公司，有医药社、纺织工厂和驮盐运输队等，不是“官办”，而是“民办”，实行的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大贡献。最让人惊诧的是，作者在那时就嗅出了“左”的危害。当时就存在一些思想混乱：有脱离实际空洞的扩大建设的主张；有不设法增加群众收入，反而一味加重群众负担的“竭泽而渔”的错误思想；有只希望“打出去”而不扩大“家业”的糊涂认识；有不深入调查研究，不适当强调合作社必须起到“抵制资本主义”的作用，像区长程浩明就认定高生亮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传播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高生亮和任常有、程浩明的斗争就是突破“左”的束缚的斗争，作家在这一点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高干大》小说的意义，不仅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最早出现的创作实践，而且在写作方法上没有简单片面地唱赞歌，从而避免了概念化“英雄”模式这一弊病，成为光芒四射、色彩夺目的崭新的革命文学的代表之一，并潜在地引领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某种风尚，甚至成为解放区土改和合作化的参考书。 
　　《高干大》不仅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在日本也有欧阳山的忠实拥护者。曾在东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文化学者多田正子特别喜欢欧阳山的《高干大》，并从1960年开始翻译。不久遇到中国“文革”，她也因丈夫意外离世自己带着3个孩子艰难度日。书中高干大那种为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形象给了她巨大的精神鼓舞，多方联系，终于在1978年和欧阳山取得联系，雪片似地通信，对她提出的300多个问题，欧老回答她28封信。可她仍不满足，三次来延安，去南区社实地考察，与撰写《南区供销社史》的我的同事苏若望成为解疑的第二人，多次通信交谈，还为儿子取名多田亮一（高干大的原名叫高生亮）。延安和延安人民给她留下难忘的印象。在《高干大》日译本问世8年后的1992年12月26日，她带着两个孩子自费来延，学习延安精神，还为两地缔结友好城市牵线搭桥。
　　叁 史诗巨著《一代风流》
　　全国解放后，欧阳山即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广州，成为广东省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但他从不松懈自己的创作。他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梦想。那还是1941年的冬季，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两个文学青年也是好朋友的欧阳山和周而复并肩漫步在冰水凛冽的延河旁，他们踌躇满志，一起发誓要为未来的新中国每人写出一部大书来。此后，他就开始了长期的构思酝酿。1957年开始长篇巨著《一代风流》的创作，第一卷《三家巷》于1959年在《羊城晚报》连载发表后，不仅广东地区的老百姓争相传读，而且全国各地的读者们也开始竞相订阅，以致该报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三家巷》这部小说有着明显的表现特定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生活的意图，但作者没有重复过去此类题材创作的老路子，而是独辟蹊径，不直接、正面表现革命斗争的主流部分，而把主要笔力集中在叙述一条小巷中三个家庭的历史，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感情纠葛，反映出阶级力量的消长和时代风云的变幻。当年我作为一个文学粉丝，就利用课间休息时间读完这部书，周炳的形象久久印在脑海中。1962年，他的第二部《苦斗》出版后，我抢先购得一本，读得如醉如痴。没有盼来第三部，“文革”开始了，一下子沉寂了15年。
　　在那个动乱的年月，欧阳山这位坚定的革命战士也经历了不该经历的一切。“文革”开始，文联和各协会被砸烂，并进行犁庭扫穴。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作协，见人就打，发现欧阳山，叫他低头，他看着他们，一动不动；他们按他低头，他把头更加昂起来；他们骂他打他，他不回应；他们要他跪下，他也不理。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千人批斗大会上，他被拉去批斗，被人又打又踢。但回“牛棚”后，他没有任何沮丧的神情，吃了条土鲮鱼和一大碗米饭便蒙头大睡。有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能这么无动于衷，他回答说，“我心里想的是《三家巷》中的人物怎么发展，怎么延续下去，就是在挨斗时我还是在想这些事，批斗这些事与我无关。”难友们都夸他是“硬汉子”。在粤北的茶山劳动改造时，他还真诚地对当时的八个样板戏谈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就是一个不轻易改变志向的人。1943年，他的下属王实味被逮捕，他没落井下石，也没加油添醋地批判，表现得十分冷静，真应了“文品就是人品”那句古话。
　　最让他痛心的是第三部30万字的《柳暗花明》原稿被红卫兵抄走毁掉，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年过花甲的欧阳山硬是凭借着记忆“复原”了这部长篇小说。远在日本的多田正子得知欧阳山患有眼疾，便将一部日本产的录音机送给欧阳山用于创作。欧阳山通过这部录音机完成了《圣地》《万年青》的创作和《柳暗花明》的再次修改，欧阳山历时28年创作完成的5部书以150万字的史诗式巨著，主要以现代广州地区的人民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示了一幅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刻画了周炳、区桃等一批从“三家巷”里走出来的典型人物。主人公周炳这个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广州起义、北伐战争、抗击日寇，到延安整风、土地改革、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最终回到广州的种种坎坷斗争，反映了1919年到1949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壮丽的革命斗争生活，艺术地概括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历程。在《圣地》《万年春》等作品中，对延安解放区的民情描写也十分淳朴自然，这都升华了作品的民族特色。
　　著名作家刘白羽评论说：“有若《战争与和平》的广阔，有若《红楼梦》的旖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一代风流》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作为一部民族运动的时代史诗，它在描写内容上就极富民族特点。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它再现了中华民族从觉醒到解放的历史进程。小说的谋篇布局、情节安排借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讲求故事情节的渲染铺陈和结构的连贯完整。多用白描手法，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刻画人物性格，较少静止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心理世界。小说的描写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在语言运用上，注意将古人语言、地方方言和普通话糅合起来，从而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和生动性，形成了流畅细腻、清新脱俗的语言。”特别让人震惊的是，他在《圣地》中用几个章节正面写了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被纠正的过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题材补了空白，足以看到他的胆略和真诚。这部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程的史诗性巨著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和达到的新高度，并享有“广东的社会百科全书”之誉。
　　1999年12月，91岁高龄的欧阳山以其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繁荣中国新文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中国文艺界最高荣誉“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金质勋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一个作家能够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一时一事，以自己的劳动来呈现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其动力或源于对生活与写作的某种认识与信念，但一字一行地完成它，使这种信念落在纸上传入人心，所依靠的只能是一个作家可贵的勤奋。这种勤奋，与作品一样，是欧阳山同志为我们作家留下的宝贵遗产。”还应该记住的是在文学史上，有过海外游历使创作带有中西色彩的左翼作家为数众多，但土生土长全靠自我摸索竟然达到土洋融合并形成“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左翼作家就只有干将欧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