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摆脱贫弱、实现繁荣和富强始终是人们的美好梦想。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富强是促进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作为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是无法选择的客观社会的物质关系，但是，人的思想动机和主观目的具有主观能动性。只有当更高的生产力发展形态存在于现实世界时，处于较低阶段发展的民族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学习、仿效和利用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先进经验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方向就是依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依次演进，最终形成合力推动历史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和繁荣的梦想，就是促进生产力飞速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伟大壮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到壮大的历史过程中。
　　农业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吸引了各族向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民族发展和融合。中华民族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华夏族是在炎帝和黄帝部落融合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血缘交汇形成的。炎帝、黄帝同为“少典之子”，具有同宗同祖的血缘关系，“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国语·晋语》）。“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都陈，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史记·帝王本纪》）华夏古代姜和羌本为一字。《说文》中解释“姜”是“神农处姜水，因以为姓，以女、羊声”。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姜姓出白西戎牧羊人，是西羌中最早由游牧生产转入农耕生产的以女子为姓的华夏先民。炎帝部落初期从事采集、渔猎，因发明了农业，开始了半定居的农业迁徙生活，迁徙路线是沿渭水东下，到达河南、湖北一带。从灸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初都陈，后居曲阜”“葬于长沙”等传说来看，炎帝神农氏沿大河流域向东发展农耕，拓耕范围不断扩大，炎帝部落对中国农业发展有伟大贡献，炎帝“遍尝百草”，发现可食用植物并培育成农作物，发明了生产工具，取代刀耕火种，开创了农业文明史。炎帝葬身的长沙，地在长江以内，秦朝设立了长沙郡，“三十六郡者……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史记·集解》），辖今湖南和广西、广东北部一带。这便反映出炎帝神农氏，出汉水沿岸向下游拓耕至长江流域，折射出华夏形成是以炎帝为首的华夏先民，在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融合发展的结果。
　　黄帝时期，民族融合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推进。“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指出，“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是远古部族的后代，自幼聪明机敏，长大后诚实勤奋，成年以后广闻博见。为了建立帝王大业，黄帝征服蚩尤，“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为炎帝的后代，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居住在今山西省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北部，“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征服了蚩尤后，进行了移民活动，据《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名，后分为邹氏屠氏。”后黄帝又带领部队征服各个部族，“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东到东海，西至陇东一带鸡头山，南到长江，北方驱逐匈奴，在战争与移民的过程中，民族的迁徙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和发展。
　　在把其他部族进行迁徙的同时，黄帝族一部分入山东境，与夷族杂居，相互影响，相互学习。颛顼据濮阳，自东向西发展，他的一支后裔鲧、禹在嵩山成立大部落；帝喾据偃师，自西向东发展，他的一支后裔契在商邱成立大部落。黄帝族在东西方兴盛起来，造成攻击黎族、苗族的有利形势。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禹势力最大，强迫苗族退向长江流域，黄帝族占有了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从这里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
　　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华夏族处于戎、狄之间，从事农业，物产丰饶，而戎、狄尚处于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定，谋生不如农业区容易，生活没有农业区安逸，物产没有农业区富有，文化也没有农业区高，于是游牧族时常侵洗、劫掠农业区。这样，炎帝联合黄帝，共同对付狄戎，融合了游猎文化，使华夏先民进入了显赫的黄帝轩辕时代。炎帝农耕者，黄帝牧耕者，蚩尤族的游猎者在中原大地进行了一场大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雏形。
　　在华夏民族的最初形成过程中，从采集、游猎到农业文明的发展，由生食到熟食的食物结构改变，促进了人类体质和智力的发展。说明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人类进步的基础。而华夏民族的最初形成就是在自然发展中，追逐生产力发展的进步，这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是一致的。中国梦就是顺应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民族的进步，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这种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初见端倪。
　　随着农耕文化的繁荣发展，华夏先民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由于农耕文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以及华夏文化弘扬礼乐德治文化的旗帜，吸引了周边民族臣服中原。“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淦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尧舜推行的禅让制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民主的思想，也是中国重视道德的典范。尧年老时让舜代行天子之政，尧帝死后舜为尧帝归服舜。舜称帝后，逐步解散了在尧的时候起过重要作用的部落联盟会议，把其中一些著名部落后裔流放到边疆。在原有的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舜帝时松散地管辖着西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至于海，南达五岭以南，北到阴山燕山，东北到长白山的众多部落，其境域之辽阔，几乎接近于现代中国疆域。
　　从黄帝到舜、禹，都是同姓，虽立了不同的国号，都是为彰显各自光明的德业，“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五帝本纪》）。中国的民族融合，通常是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互相汲取、彼此相融的结果，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其次进入中原地区的是羌族中的炎帝族。黄炎两族曾经冲突过，后来炎帝族被黎族压迫，向黄帝族求助，黄帝族击败黎族，又击败炎帝族。黄炎两族开始联合和融合，共同对抗强大的苗族，“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在惩办流放共工、驩兜、三苗、鲧部族的过程中，这些部族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明，促进了其他民族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华夏民族，由华夏民族演进到汉民族，近代中国形成了中华民族。可以说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追求民族繁荣强大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追求中国梦的历史。
　　（文章来源：李宇遐著《中华民族与中国梦》，科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