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高林
　 古代方志典籍，是我国地域文化的百科全书。其记载着郡邑的建置沿革、历史变迁、地理物产、灾祥气候、经济发展、文教成就、社会状况、贤达循吏、重大事件、风土民俗、方言流行等等，积淀着一定时期一定辖区的政治、礼教的经验得失。其为国史的编纂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素材，又是国史宏观概括未能详尽记载的微观补充。可谓承上联下的重要文献遗存。
　　我国的地方志编纂规制源远流长，具有光荣传统。方志起源于史，脱胎于地理著作，秦汉魏晋初创，隋唐得到发展，两宋时期趋于成熟，元明继而普及，清朝达到鼎盛阶段。由于战乱兵燹和岁月流逝，多有残损漫漶，遗存下来的古代地方志书成为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绵的根脉所系，其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不可或缺。
　　延安自有建置以来，迄今发现古代存世的府志只有三部，即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本、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本和清嘉庆七年（1802）本。三部《延安府志》，存世的都已寥寥无几，且深藏馆阁，难得一见。
　  三部府志的编修刊印和保存都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第一部是明弘治本《延安府志》。弘治元年（1488），安阳进士崔升莅任延安知府，巡按李淑渊巡视延安时，首命修志。崔升即启动府志编修，志未成升任四川布政司右参政。弘治八年（1495）山东济南李延寿（字宗仁）继任延安知府，接续府志修编完秩，约请崔升为志书撰写了跋文，尚未刻印，李延寿升任河南布政司右参政。云阳进士王彦奇（字庭简）接任后，对志稿“剪乘补畸，益疏去冗”，襄成告竣，于正德四年（1509）付梓刊行。这部志书是记述延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风土人情最早的典籍。清涧进士、嘉议大夫、湖广钦差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郝志义撰写序文。弘治本《延安府志》自纂修至刊印，历三任知府，逾20年。现存的这部府志是1962年陕西省图书馆与西安古旧书店的影印本。影印说明中记述“明弘治本《延安府志》，仅北京图书馆存有胶卷一部，据说原书已被劫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这部影印本效果很差。我与曹树蓬克服困难，完成校点，于201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部即清康熙本《延安府志》。清顺治十七年（1661），章丘进士牛天宿任延安知府，着手府志修纂，志未成而去职。辽东人王廷弼继任续修。其间，延安发生响应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武装叛乱，叛军一度占领延安。叛乱平息后，康熙十六年（1677），永嘉人陈天植继任延安知府，于十八年续修府志告成。随后，由陈天植及前任知府牛天宿、王廷弼，有关京官、巡抚和名儒撰写序文共十余篇，但志书并未付梓。直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知府吴存礼“酌繁简，剖疑难，补遗正讹”，才付梓刊行，距始修已40多年。资料记载，该志在全国仅存4部，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一部。1977年延安特大洪灾，志书被淹，工作人员从洪水中抢救出九册，有一册漂没，后依从北京图书馆的典藏原本，将漂没的一卷复印补齐，另复制一套保存。本次我们校点，依据该本。
　　第三部是清嘉庆本《延安府志》。清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十一年（1788—1806），江苏江都人洪蕙在延安任知府。其间，他主持重修《延安府志》，于嘉庆七年（1802）成稿，陕西布政司温承惠等人作序，有初刻本。光绪十年（1885），延安知府刘本植说：余任知府，“每智穷计拙，辄思考古今得失，奈方志缺如，旧锓版毁于兵，半为灰烬，因觅梓行完本籍资考证，竟渺渺不一遇……旋与郡大夫士网罗散失，闻书院有秘藏一秩，索而阅之，首尾尚无脱略，为庆幸者累日。”于是“召匠民仿刻之，用广流传”。1999年，延安市方志办组织姬乃军、韩志侃校注出版。
　  三部《延安府志》修纂体例及纲目编制各异
　　明弘治本为4册8卷，以所辖3州、16县分列，设建置沿革至诗文共28目，个别县有关科目未记。
　　康熙本为10册10卷，9纲56目，内容较弘治本更为周全。“凡例”中言：“此书格式悉依《通志》”。十卷分别为：舆地、建置、田赋、兵防、秩祀、官秩、选举、人物、记载、艺文。各卷科目下按19州县依次分别记述。康熙本除《艺文》卷各科目外，其他各卷及纲目之后，均有修志者或知府、名士所写的按语性文字，有些科目甚至几人各抒己见，如知府陈天植曾在“城池”“学校”“物产”“人物”等篇目后写过此类文字。《田赋志》盐法篇后，有知府牛天宿，巡抚谭吉璁，修志者赵廷锡、刘尔惧四人所写的按语。分别对明代和当时盐政的推行状况、弊端之害，驱弊利民措施等进行了阐述，很有见地。这些文字都是对所记内容的概括点评或引经据典，鉴古论今，有感而发；同时对后人的阅读理解和研究均很有帮助。
　　嘉庆本的体例与康熙本相近。志书卷首知府洪蕙的按语云：“方志之体，准史为宜。今谨撰纪一、表三，考略六、传录六、杂录一、文征三，凡八十卷。”在各纲目之下，分别记述所属各县相应情况，相对而言更为详尽。
　　三部《延安府志》记载的辖区差异甚大
　　弘治本《延安府志》记述延安府的辖区面积最大。明朝洪武二年，朝廷行政区划，改元朝延安路设延安府。明朝的延安府领3州（葭州、绥德州、鄜州），16县（府谷、神木、吴堡、米脂、清涧、安定、保安、安塞、肤施、延川、延长、甘泉、宜川、洛川、中部、宜君）。辖区面积不仅包括今天的延安全境，也包括今天榆林各县明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和今铜川市的宜君县全境；还记述了境内军事机关延安、榆林两卫，众多的军事设施城、堡、营、千户所、马政院以及仓库。
　　康熙本《延安府志》记述延安府的管辖区域与明代基本相同。涉及军事设施和后勤供应设施的，更加详细一些。
　　嘉庆本《延安府志》记述的管辖区域与前两部府志有较大变化，仅记载所辖10个县的内容。在康熙朝之后嘉庆朝之前，朝廷对延安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清雍正三年（1725），将延安府所辖3州（鄜州、绥德州、葭州）及三州所属8县（洛川、中部、宜君、米脂、清涧、吴堡、神木、府谷），改由陕西布政司直隶。雍正九年（1731年）又设立榆林府，现榆林所属部分县划归榆林府管辖，而延安府仅辖8县。乾隆八年（1743），又将榆林府所辖定边、靖边两县划归延安府管辖。故，嘉庆本《延安府志》所记载的仅肤施、保安、安塞、安定、甘泉、延川、延长、宜川、定边、靖边10个县的内容。鄜州及洛川、中部、宜君县仍属陕西布政司直隶，未记。
　　记载户口人丁的剧烈变化情况
　　户口是古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计丁壮、定赋税、均徭役的依据，历代皇家和地方官吏对其十分关注。每朝执政，为获取准确的户口数字，认真清查。明洪武三年（1370）首次进行全国户口清核，以后还完善了法律，严刑峻法，规定隐藏者斩，甚至动用军队点户勘合。弘治本府志记载，延安府属“四万六千七百九十七户有奇，六十九万六千九百五十口。”从明初到弘治年间，社会相对稳定，这个数字应较为可靠。
　　康熙本府志记述：延安府属“实在户三千零四十九户。原额丁十五万九千四百八十五丁并匠，共征银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两余。内除优、匠并逃亡外，实活丁六万九千九百零二丁（比原额丁减少八万九千五百八十三丁），该征银二万七千四百八十九两余（比原共征银少征约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五两）”。与弘治本记载相比，领辖州县地域未变，总户数却减少四万三千七百四十八户，人口数未记。明代弘治年间的人口经过1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地下降，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明末清初长期灾荒和战乱，人口大量死亡和逃逸造成的。
　　清代嘉庆本府志关于户口人丁数字的统计，经认真对照，发现其原文照录了康熙本府志中延安府和8县（定边、靖边两县新划入延安府，原无人丁记载）的原额人丁、实征银等项记载。从康熙本府志成稿的1679年到嘉庆本府志成稿的1802年，相距120多年，人口、丁赋无变化是不可能的，嘉庆本府志中没有当时真实的统计数字。也许修志者为弥补不足，将西汉至明代能搜集到的延安郡、州、府的户口作为附录记载，这些资料也很珍贵，对了解延安人口的发展变化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就3部府志记载的户口人丁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国家的有效治理与战乱天灾对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延安来说，有些影响因素一直延续至今。但也不能排除当时的修志官员另有隐情。吕思勉在《中国社会史》曾归纳古代户口不实的原因有四：“设官之疏阔，政事之废弛，产业制度之不同，社会组织之复杂。”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地方政府故意隐匿人口的问题，因为人口（丁）数，直接关乎赋税、徭役轻重，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故意隐匿人丁的现象。隐匿丁口，对于地方来说有好处：可以避免税赋足额征缴，截留正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甚至为官吏贪污创造条件。嘉庆本府志照录康熙府志的人丁数字，也许是修志者“偷工减料”未统计，也许因人丁数与赋税徭役的关系不再密切而被忽略。不论怎么说，无新的丁口统计，是这部府志的缺憾。
　　三部志书详略不同各有千秋
　　关于延安的建置沿革，弘治本、康熙本的记述都较简略。嘉庆本的延安府沿革表及所领10县沿革表记述篇幅更加充实，对延安历朝历代的郡、邑名称，管辖调整变化都记载得较为详细，该志依据我国最早的地理文献《禹贡》记载，禹分九州时，延安为雍州之域；春秋时期为白翟所居，战国属魏，秦时隶上郡；西汉初为翟国，继属上郡，东汉郡邑废；魏晋先为金明郡，后改东夏州，又因延水改名为延州；隋初仍为延州，大业年间改为延安郡；唐初复为延州，天宝年间又改延安郡，乾元年间复为延州；五代梁改为忠义军，后唐改彰武军；宋初复为延州，元祐年间升为延安府；金因之，元改为延安路；明复置延安府，清因之。总括三部志书对延安建置沿革的记载，可以对延安在朝代更替中的隶属变迁，有一个全面、宏观的了解。这是参阅前朝诸多史籍文献后，不断丰富、补充的结果，对研究延安的建置变迁非常重要。
　　弘治本对北宋、西夏时期的记载较多。以韩琦、范仲淹、庞籍、沈括等为代表的镇守延安循吏，文治武功，守土抚民，彪炳志乘。北宋在延安与西夏屡战不利，危急情况下，范仲淹请缨镇守延州。西夏主赵元昊曾修书送延州假意求和，范仲淹写了《答元昊书》，引经据典，晓以利害，恩威并施。这篇文章被弘治本《延安府志》所载，后世将其收入《古文观止》，影响甚大。弘治九年，大理寺少卿马中锡在赞颂范公仲淹时特别评价《答赵元昊书》，他说：“尝读其与夏国书，不类宋人文字。其雄词迈气，直可与乐毅《报燕惠王》、李斯《上秦皇帝》两书争雄长。其文如此，宜其见诸事者，彪炳轰烈，撑扶天地，与斯文相称也。”还对范仲淹因此书信被诬陷“私通敌国”而遭贬职鸣不平：“兵法不谓，军不由中御。今延州寇任几度，朝廷千里，乃以通一书，夺一官，予不知其为帅者，将何以令于军耶？此古今之通弊也。”揭示了大宋朝廷猜疑边防将帅拥兵自重，武断贬官革职造成的不良后果。认为这是古今的通弊，见解可谓深刻。
　　清康熙本府志记载内容，较之弘治本更为丰富充实，增加了多篇“奏疏”“条议”，这对研究当时延安的社会、经济、赈灾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其所载元代至元元年（1264）帖木儿巡道，就陕西盐课，官民两累之弊，向朝廷所呈《盐法疏》，提出“官民两便”之策。明崇祯二年（1629），安塞进士马茂才以行人之职，奉差事竣，回家乡延安府，将所见旱灾致草木枯焦、人相食之惨状及周边灾情，向朝廷奏《备陈灾变疏》，请求朝廷减缓赋税征纳，赈济灾民。此《疏》获崇祯帝御批，“奏延、庆等处饥荒情状，朕心恻然。应议蠲赈，议减缓。该部从长计，覆预备仓谷”以救灾。之后，马茂才又上《再陈孑遗情形疏》，请求追加赈济：“必再需十万之金，以为牛种之资，令抚按稽核于上，守令督理于下，尽驱其见在之民，以毕力于农亩。”并预言此事若处理不妥，“民将呼之不应，而必日聚为盗，势将遍秦中，不可扑灭者”。明末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被马茂才言中了，15年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
　　该志还收入分巡河西兵备道（明代始设黄河之西军事建制，领辖延安府的一州八县，巡道治所驻鄜州，清代因之）道台许瑶，于清顺治末年上奏朝廷的《延民疾苦五条》中，从地亩不实、丁赋之重、徭役累加、盐课之苦、仓廪不济、驿协不均诸方面，陈述革弊布新之策，希冀圣上采择。此条议，真实地反映了基层政情累累弊端，民不聊生的状况，有理有据，足见古代循吏敢于秉笔直谏，忧国恤民的良知，堪称为民请命之佳作。
　　弘治本收录诗文、碑记数量有限，但均弥足珍贵。康熙本中的诗作较为丰富，增加了唐代吕岩、杜甫、卢纶、白居易、高适等诗人的作品和明清两朝众多主政延安的官吏和巡抚延安的京官、文人墨客的诗作。对延安风土民情、山川胜境的讴歌，不乏佳作名篇。但排列不是依时间顺序，而是按所写名胜或题材归类。这都是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
　　记载了宋元两篇整修黄帝庙碑文及其他珍贵资料
　　弘治本府志有篇整修黄帝庙碑记，因原志书缺页只有后半篇，北京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弘治本均缺此页，黄帝陵文管所及碑廊所藏均无此碑文。我们出版校点本时只能维持原样。数年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郑汝璧主修的《延绥镇志》校注本中，发现了这篇碑记全文，原来是元顺帝妥懽帖木尔至正戊申年（1368）之春，整修黄帝庙告竣时由张敏撰写的碑文。碑文中写道：“迨我圣元至元之间，诏天下郡县庙祀三皇，礼愈前代。延安鄜州之中部，古为坊州，有山中空，水过其下，故曰桥山，即史所称黄帝葬衣冠之所。宋开宝间，特建庙于山侧，制度宏伟，凡屋三百九十七楹。历金季乱，迄国初，所司弗以闻，以故夷圮几尽，至存礼殿。”这段文字记述了重修黄帝庙的背景，并记述宋代所修黄帝庙的宏大规模和金代以来损毁状况。与史籍记载相符。碑文还记述了此次重修黄帝庙“经始于至正乙巳，告成于戊申之春”，即公元1365—1368年；记述了重修以后庙貌鼎新的壮观景象。郑汝璧于明万历年间任延绥巡抚都御史期间主修《延绥镇志》，万历三十五年（1608）志成刊行，该志书比弘治本《延安府志》刊行晚100年。要么是当时原碑尚存，要么是《延绥镇志》从弘治本《延安府志》中收录此碑文。这是黄帝庙迄今发现的第二篇碑记。关于撰写碑文者张敏，经查，当时延安的官员名士中无此人。元末明初，曾有名士张敏为山东孔子故里的尼山孔庙和尼山书院撰写过碑文。这篇碑文是否与孔庙碑文出自同一人之手，待考。这篇文献说明蒙元朝廷也尊崇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景仰的祖先，曾诏告天下祭祀黄帝，重修庙宇。这篇碑记史料价值极高。
　　清康熙本《延安府志》艺文卷中有一篇宋代李昉撰写的《黄帝庙碑序》，这是黄帝庙重修最早的一篇碑文，更为珍贵。李昉（925—996），字明远，河北饶阳人。宋太祖、太宗两帝重臣，大学问家，曾受命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被后世称为宋四大类书。宋太祖乾德二年（964），遭诬陷被贬任彰武军（后唐时延安的军事建置名称，宋朝建立后一度保留此建置）行军司马，在延州居留5年。宋开宝元年（969），经同僚推举，还朝任职。他在延安任职5年，对黄帝陵庙及祭祀等情况应很是熟悉。适逢太祖颁旨整修坊州黄帝庙，“本郡守土臣以厥功告毕，列状求文”，“诏以掌纶之臣（李）昉”撰写此碑文，李昉“虔遵睿旨，谨序。”序文中载，“大宋阐统之十有三秩”，可知宋初对黄帝陵庙十年有三次祭祀已成规制。“开宝纪号之五载（972）”之说与元代张敏《重修黄帝庙碑》文中的说法一致。此碑黄帝陵文管所及庙院碑廊中皆无存留。这对研究黄帝庙的整修即祭祀历史十分重要。
　　康熙本卷九《纪事》附录《盗贼》篇中，记载了明末陕北农民起义领袖人物许多其他史书上所没有的资料，如其他史书对李自成加入农民起义军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或者模糊不清，或者相互矛盾。但该志明确记载：李自成于崇祯四年十一月参加了起义军。修志距农民起义时间不远，经历或参加过起义的人有很多尚在人世，因此可信度很高，很有价值。
　  记载延安风俗习尚的演变及延安籍知名历史人物
　　弘治本府志记述延安民俗曰：“人勤稼穑，俗尚鬼神，不崇侈靡，颇习程法。”
　　康熙本除援引弘治本记述外又有拓展：“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尚淳质，好俭约，丧祭婚姻，率近于礼先。”并引用《隋书》名公论：“延民有四美：一、结姻不论财，耻攀势利，罔争聘礼。一、交友多重义，武人行阵不避生死；文士隔境联社，后先相接引。一、思先时尽哀，每逢佳节，门前焚楮（用树皮制成的纸），继之以哭。一、好善勤施舍，即贫乏者，闻修庙设醮，亦必喜输。”
　　嘉庆本在此基础上，又将各县民风习俗加以分别阐述。三部志书的记载都客观表现了延安先民崇武尚义，乐善好施，慎终追远的精神气概和优秀品格。
　　志书上记载的延安人物，忠良贤达辈出，堪为后世楷模。靖康事变前后，保安军人刘延庆率长子刘光国，为保驾宋王撤离汴京，与金军浴血战死。次子刘光世闻父、兄为国捐躯，率部驰援康王，护驾到临安，建立南宋。南宋初期，“中兴四名将”（张俊、岳飞、刘光世、韩世忠）中，刘光世、韩世忠都是延安府人，他们麾下有大批能征善战的骁将，这些陕北子弟兵组成军队的主体，与其他部队相呼应，在与金军的作战中不时取得大捷，扼住金军南侵势头，使南宋朝廷得以存续。岳飞被秦桧所害，韩世忠斥责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因不附和议，忤秦桧，被“解枢柄”而赋闲。明代，肤施人杨兆，南征北战，建树政绩卓著，管理京城，“贪墨望风解绶，狐鼠敛迹”。历任兵、工两部尚书。安定人薛文周，弹劾逆珰魏忠贤刚直不阿，清正廉洁，被皇上誉为“天下第一廉吏”，予以褒奖。肤施萧如薰家族“一门五总兵”，传为美谈。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群体，在初创阶段多数是延安府人。
　　三部志书程度不同地都存在一些错误和疏漏
　　弘治本保安卷“山川”目中记载：“九吾山在城北八十里……宋立庙，封神为顺惠王”。顺惠王是宋代名将李显忠。“祠庙”目中亦载，“顺惠王庙：在城北八十里，宋宣和间建”。嘉庆本中明确为宋宣和二年（1120）建庙。《宋史》记载，李显忠原名李世辅，宋大观二年（1108）生于陕西清涧县，宣和二年李世辅才11岁。南宋绍兴九年（1139），因抗金战功卓著，宋高宗赵构褒奖赐名“显忠”，方才改名。故宋宣和年间不可能建此庙。据道光本《安定县志》载：明英宗北狞被俘，夜梦宋将李显忠护行帏。因封李显忠顺惠王爵，命保安、安定、安塞岁时致祭。这是明英宗二次复辟当皇帝后的事。《明史》对此夜梦掌故也有记述。因而，此庙只能建在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1457）之后。嘉庆本《延安府志》及《保安县志》中所记述顺惠王庙建于宋代是错误的，应予以订正。
　　另外，三部志书对经济管理重大政策方面的记述远远不够。如弘治初年对陕北进行盐法改革，将食盐开中制度的核心内容由“纳粮换引”改变为“纳银换引”，军队的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这一变法，切断了种植粮食和食盐贸易的联系，边防军军需供应体系遭到破坏，商人亏损，大量退出陕北，军队供应不济，粮储下降，银贱米贵。到崇祯年间，军人吃不饱饭，军饷拖欠数年，陕北民间负担沉重，百姓日益穷困。有史家认为这一政策是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经济原因。如此重大的经济政策变革，府志中几乎没有记述。再如康熙五十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的改革，这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经济改革政策，它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但嘉庆本府志中也没有记载。
　　康熙本《延安府志》中收录古代诗作中，有些诗歌是写“九原”“盐州”的，从地域讲，已经超出延安府领辖的范围，修志者收入的意图可嘉，但似乎有些牵强。
　　延安仅有的三部古代府志，是延安古代文明的鲜活展现，是延安历史文化的珍贵遗存。20世纪初，英国基督教沁信派传教士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来到延安传教，经过数年对延安社会历史的考察，写成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一书，以一个外国人的客观视角，第一次将延安介绍给世界。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了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他对延安认识的概括，与三部府志记述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也与延安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一致的。延安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也印证了史密斯的预言。阅读这些志书，可以使我们穿越历史长廊，与古代先贤对话，增强后人对延安厚重的地域文化的自信、自觉，进而深化我们对延安市情的认识。今天，作为延安人，保护、挖掘延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古代优秀的人文积淀中汲取营养，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从而使延安历史文化名城与革命圣地的美誉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