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随着北平古都的沦陷，机关、学校和各类事业与团体都开始撤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是撤往长沙，尔后进驻昆明，在昆明，三所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八年，联大八年，这八年间，有8000多位学子就读于此，毕业者2000多人（又一说3000多人），朱自清、闻一多、赵元任、陈寅恪、金岳霖、华罗庚、费孝通、沈从文、吴晗、冯友兰、钱钟书和钱穆等，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曾经在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为同学们讲过课，这其中不乏出国留学者，但是这些见过大世面的人们，在抗战时期，在中国最困苦的日子选择了留在国内或者选择了归来。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当时正在巴黎大学，清华大学希望他能回来做数学系的教授，于是，他转道香港回到了上海，又到了被战火追逼的长沙，而后随学校迁到昆明。陈先生说，中国很多当政的人做了汉奸，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前途是没有信心了。但是西南联大的这一群留学生，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不得了的，是最基础的贡献。这些书生意气的教授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在为中国储备着未来的人才。
　　三校南迁分三路进行，其中一条路线是学生先到广州再到香港，然后转越南海防，走滇越铁路抵达昆明。教授们倾尽自己的能量为学校的事务奔忙。在香港，著名的外交家、联大英文系教授叶公超先生成为师生中转的联络人，他在那里租了一个小屋作为办事处，为大家处理购买船票等事宜。
　　另外一支队伍被称为“湘滇黔旅行团”，包括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在内的五六位教授带领助教和学生一起共计280人，他们穿着张自忠将军赠送的军装，打着绑腿，一路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全程3500里，耗时两个月零十天”。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湘滇黔步行团”。他们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一路走，一路采集植物标本；一路走，一路采访风土民情。曾经只在象牙塔中看书做研究的人们，第一次实地观察中国西南边疆的情况。
　　“步行团”抵达昆明，黄师岳团长点名，向梅贻琦校长移交花名册，学子教员，一个不少。
　　最后一支孤军，运送着战前从清华抢出来的设备仪器，在助教董树屏的押运下，辗转前往昆明。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在昆明开课，从此，三校师生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八年抗战的日日夜夜。
　　梅贻琦校长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见识和尊重，联大集中了三大名校的教授，在乡野边陲熠熠生辉。无论对社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教授之间对于彼此的学术都有相当尊重，而这种尊重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困境中维持的关键因素。
　　很难想象在当时，教授们没有发表的论文是可以互相传阅的。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乔生说：“当时昆明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大家互相都不嫉妒……我父亲到闻一多先生家借他没有发表的东西看，借王力先生的东西来看，他们也借他的看，互相学习。”这其中有战时学术论文发表和讨论的渠道不太通畅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教授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尊重。
　　因为战争的缘故，很多教授从事的学科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有一些学科却因祸得福，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社会学。费孝通先生说：“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可以说是从云南开始的。云南的农民是我的老师，从老师口里边我把它听下来，把它写下来。”云南现在被世界人类学者所注目，认为它同时保留有多个时期、多个状态下的人类发展模式，这与费先生在云南农村所做的走访与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
　　还有植物学，云南本就是一个植物种类丰饶的地区，包括吴征镒院士在内的植物学研究者们，以云南为基础，拓展了国内植物学的领域，云南已经成为世界的植物王国，现在也是国家植物学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吴征镒的生平介绍中，常住地这一栏上写着：云南昆明。
　　就是这样一群人，即使最恶劣的环境也掩盖不住自己的光芒，他们的光芒不但照亮了自己和身边的人，这光芒更是穿越了他们的时代，在亘古的历史中留下一抹亮色。
　　西南联大还有一个传统，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老师教。杨武之先生教授微积分，吴有训先生教授普通物理，陈岱孙先生教授经济概论，冯友兰先生教授哲学。联大还有一个传统，大一大二的学生无论文理都要学习历史哲学经济这些课程。从专业角度来讲，也许这些课程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可是回忆起这段上课的经历，很多人都觉得受益良多。这是一种宏观上的教育，是将大家放回到一个历史社会背景中的教育。任继愈先生说，要看到世界。
　　联大的教授们从世界顶尖的学校带回来世界顶尖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只是遵循自己的脚步，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是平等的，对于问题大多采取的是探讨的方式，这无疑能够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陈省身教授说，国内现在的一般情况，教授就是教，学生就是学，教授讲什么，学生就听，就学什么。这个在大学是不应该的。在联大，老师和学生是互相来往的，没有等级。谈天，这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