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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回国促成一个伟大战略决策的诞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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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说：“林育英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于是，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为林育英执绋抬棺，奠土入穴，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同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11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博古、张浩等人出席。经过讨论，中央领导同志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张闻天、博古、凯丰、邓发、张浩等人出席会议。会议认为，根据革命形势的改变，应将四中全会后执行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反对富农”的指示，调整为“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会议讨论通过了《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12月15日，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路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容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军事战略等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凯丰、张浩等出席会议。会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并作了重要发言。经过三天的充分讨论，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首先指出。当前国内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即“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民族危急时刻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同时，报告要求全党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积极分子。关于革命的转变，报告指出，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他的重要发言对瓦窑堡会议实现政治战略的根本转变，进一步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林育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确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过程中，他的身体多次遭到敌人的摧残，由于长期不顾多病的身躯忘我工作、积劳成疾，脑溢血病突发，1942年3月6日不幸逝世。临终前，他非常惋惜地说：“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完全胜利，深以为憾。”要求死后葬在中央驻地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天天望着党中央、毛泽东”！3月8日，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遗体告别，毛泽东献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生。”3月9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为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举行万人公祭，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中央领导号召大家向林育英学习：学习他对敌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学习他对群众的密切联系，学习他在党内正派的作风。祭礼结束后，万人参加出殡。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说：“林育英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于是，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为林育英执绋抬棺，奠土入穴，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说：“林育英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于是，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为林育英执绋抬棺，奠土入穴，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同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11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博古、张浩等人出席。经过讨论，中央领导同志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张闻天、博古、凯丰、邓发、张浩等人出席会议。会议认为，根据革命形势的改变，应将四中全会后执行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反对富农”的指示，调整为“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会议讨论通过了《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12月15日，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路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容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军事战略等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凯丰、张浩等出席会议。会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并作了重要发言。经过三天的充分讨论，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首先指出。当前国内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即“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民族危急时刻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同时，报告要求全党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积极分子。关于革命的转变，报告指出，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他的重要发言对瓦窑堡会议实现政治战略的根本转变，进一步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林育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确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过程中，他的身体多次遭到敌人的摧残，由于长期不顾多病的身躯忘我工作、积劳成疾，脑溢血病突发，1942年3月6日不幸逝世。临终前，他非常惋惜地说：“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完全胜利，深以为憾。”要求死后葬在中央驻地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天天望着党中央、毛泽东”！3月8日，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遗体告别，毛泽东献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生。”3月9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为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举行万人公祭，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中央领导号召大家向林育英学习：学习他对敌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学习他对群众的密切联系，学习他在党内正派的作风。祭礼结束后，万人参加出殡。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说：“林育英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于是，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为林育英执绋抬棺，奠土入穴，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