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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锐是一位一生颠沛流离、献身民众的女革命家，凭着坚强的理想信念，她几乎亲身经历或参与了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所有重大革命事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中年丧夫、失子的悲痛并没有改变她参加革命的初衷。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不管是谁，读起这样的诗篇，都会被悲壮的语言、深切的情感以及贯穿其中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染。这样动人、悲壮的诗句又是出自谁手呢？这是一个一生历经坎坷的英雄母亲，这又是一个为了革命理想信念终身不屈、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她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妻子延安时期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妈妈同志”——任锐。
　　任锐，原名任纬坤，曾化名张芸，河南省新蔡县古吕镇人。任锐在北京女师学习期间，正值孙中山倡导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受其影响，任锐在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京津同盟会），积极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13年春，任锐和孙炳文在北京结婚。婚后不久，“铁血团”刺杀袁世凯事件败露。而他们夫妇都是“铁血团”的成员，孙炳文已被列入缉捕名单。为避开追捕，他们不得不在同学胡金祖的资助下，告别使他们相识相知的北京，一起南下入蜀，返回孙炳文的家乡。
　　1922年8月，按照原先的约定，孙炳文和朱德从上海乘客轮远航欧洲，赴德国留学。已是四个孩子母亲的任锐，虽知丈夫离开后自己会生活艰难，但出于忧国忧民之情，非常支持孙炳文出国寻求真理。她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含辛茹苦地抚育四个孩子。1922年，在德国，孙炳文与朱德同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5年五卅运动后，受中共中央号召，孙炳文转道莫斯科，同年冬回到北京。夫妻久别重逢，任锐倍感欣慰，在天伦之乐中度过了几个月较为平静的家庭生活。其间，任锐经孙炳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孙炳文接到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电报，遂偕次子孙济世和北京大学张斗南数名学生，离京南下，经上海去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北伐军留守处主任等职。任锐带三个子女留北京，并继续求学。不久，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这天，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段棋瑞政府的卖国行径。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的任锐，怀着身孕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当游行示威的爱国群众到达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时，段祺瑞政府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并用铁棍追打砍杀。刘和珍等47人遇难，任锐被手持铁棍的卫队打倒，腹部被踩伤。三一八惨案后，孙炳文去北京接任锐及子女宁世、济世、维世、名世到广州。在广州一年的时间里，正值大革命轰轰烈烈，任锐协助孙炳文做了很多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炳文被捕牺牲。随后的几年，任锐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四处漂泊、历经艰辛的生活。在此期间，她还不顾个人的艰难处境，为党的革命事业做了很多事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任芝铭即赴新乡，在国民党将领张轸当时主持的豫北师管区和第一一O师供职，参加抗战。任锐和六妹任均在新蔡县积极组织了妇女救护队，拉到郑州，日夜护理从抗日前线退下来的负伤官兵。后又带领全队加入“抗敌后援会”，担任慰劳队长，为抗日前线运输物资。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周恩来得知孙炳文的遗孀任锐在河南时，立刻托人在开封找到了她，让她去延安。任锐只身北上，1937年12月到达山西临汾，暂考入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同年，任锐的长子孙宁世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父亲生前老友周恩来，不久被派到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朱德对已故老友的孩子严格要求，悉心培养。随后，她的女儿孙维世也离开上海到了武汉，被周恩来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周恩来和邓颖超缅怀忠烈，决定抚养孙维世。他们写信给任锐：“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任锐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很是感动，接受了这个建议。
　　1938年2月，朱德从山西洪洞抗日前线写信给任锐，介绍她去延安抗大学习。任锐即赴延安。她到达延安时，女儿孙维世已在那里。她和维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当时的任锐已是47岁的老同志。在学员中，她岁数最大，又有过较深的阅历，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还常鼓励青年同志努力学习，大家都很尊敬她。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亲切地叫她“妈妈同志”。那时在延安，人人知道有一位年纪虽大、斗志弥坚的“妈妈同志”。毛泽东给任锐写信时，也随大家，称她“妈妈同志”。周恩来在送给任锐的一张邓颖超的照片背面也这样写：“代送给任锐妈妈同志”。1938年5月，任锐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任锐从马列主义学院毕业，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安排在四川壁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保育院有500多个孩子，都是从日军炮火下抢救出来的孤儿。任锐视孤儿如亲生儿女，从学习到生活无不关怀备至。孩子们被分成若干中队，其中有病的孩子编在一起。任锐特别关心这些“病中队”的孩子们，亲自照顾他们大小便，送水给他们服药，还用自己的生活津贴给孩子们买白糖等营养品。她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民族英烈的故事。这些孩子，后来有不少走上了革命道路。任锐在保育院对孤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引起了国民党CC派注意，认为她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有特殊的身份。因她反对克扣儿童粮饷，遭到国民党CC派排挤，被迫去职。随后组织上分配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
　　1941年秋，任锐从重庆调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负责公文审阅加印。在1942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因任锐年长体弱，大家都照顾她。但她不甘落后，尽其所能地参加劳动和安排好同志们的吃住。当时物质条件艰苦，组织上照顾老同志，让她吃小灶，她却吃粗粮、咸菜，把每月很少的津贴节余下来，给有病的家属孩子买白糖和鸡蛋吃。她衣着朴素，衣服是补了又补，多次把新发下来的制服退回去。因此，大家都非常敬重这位老革命“妈妈同志”。
　　1945年秋天，任锐的小儿子孙名世从前线归来看望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组织上打算把孙名世留在延安以照顾任锐，但她坚决不同意，要求儿子重返抗日前线，并赋诗言志：“送儿上前线，气壮情正怆。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相见泪沾裳，往事安能忘？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不幸的是，1948年秋孙名世牺牲在辽沈战场。
　　任锐是一位一生颠沛流离、献身民众的女革命家，凭着坚强的理想信念，她几乎亲身经历或参与了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所有重大革命事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中年丧夫、失子的悲痛并没有改变她参加革命的初衷。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