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您的家中，哪位亲人参加了红军？”
　　“我的爸爸，梁在英。”
　　“他是哪一年参加的红军？”
　　“1934年，村口有个宣传队动员大家当红军，他就去了。”
　　“后来呢？”
　　“红军长征，爸爸跟着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紧接着，是沉默——今年92岁的梁景春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但关于父亲参加红军长征，这是他能提供的全部信息。至于梁在英出发后，参加过哪些战斗、有没有受过伤、何时何地牺牲等等，都是一片空白。
　　空白是因为无从得知。梁景春说，父亲离家时，自己已经7岁，开始记事了，那时家里人每天都盼着父亲回来，却始终没有消息。实际上，记者在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村走访红军后人时发现，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
　　梁在跃，梁泽红的爷爷，红三军团战士，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出发参加长征，无音讯。
　　梁崇万，梁文河的父亲，家中排行老三，与四弟梁崇芹、五弟梁崇芬一同参加长征，牺牲经过不详。
　　梁从优、梁子光，梁小群的大爷爷、小爷爷，长征出发时一个20多岁，一个不到18岁，此后再无消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包括梁景春在内的丰垅村村民，以及更多瑞金群众共同的生活主调。只不过，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日夜牵挂的亲人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也创造着人类历史的奇迹：长征途中，红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
　　“儿女盼着爸爸、妻子盼着丈夫、父母盼着儿子，红军离开的那一天，大家的心其实也跟着走了。”已经做了15年讲解员的钟吉玲也是一名红军后人，她的三爷爷在长征途中牺牲。她说，每次讲起陈发姑的故事，她都感同身受。
　　那年的一天，苏区干部来到陈发姑所在的上山坝召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加红军。陈发姑的丈夫朱吉薰动了心，他的母亲、伯父却坚决反对。僵持不下之时，陈发姑做通家人的工作，挑起家里的担子，让朱吉薰如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不久后，红军开始转移。行前，朱吉薰与陈发姑约定，胜利之日再相聚。可谁知，二人这一别，竟是永诀。
　　“陈发姑盼啊，等啊，但朱吉薰就是没有一点音讯。”钟吉玲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认定朱吉薰在长征途中失踪或者牺牲了，但陈发姑不肯相信，仍然坚持等着丈夫，等他回家与自己团聚。
　　2008年，115岁的陈发姑走了。人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她的床前、屋角，码放着一双双或旧或新的草鞋，数了数，总共75双。原来，与朱吉薰分离的日子，陈发姑一直默默坚持每年给丈夫编一双草鞋，75年从未间断。
　　后来，为了纪念陈发姑，人们给她立了铜像。那是对爱情的致敬，也是对思念的致敬——自红军离开那天起，即使音讯全无、生死未卜，许多苏区人民都像陈发姑那样，时刻想着亲人、念着红军，等着他们回来。
　　在叶坪，红军转移后，敌人拆毁红军烈士纪念塔，只有“烈”字石刻完整幸存，一位姓谢的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把它藏在家中，直到全国解放。
　　在华屋，17个年轻后生参加红军前，相约到后山每人种下一棵松树。他们再没回来，但乡亲们用红漆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他们。
　　在马道口，夜深人静的时候，88岁的梁海如常常想到父亲，想他参加长征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想着想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对他没有印象，但我还是想我的爸爸啊”。
　　时光流逝，深情不改。不管离开多久，不管走出多远，红军从未走出过瑞金人民的思念，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会是这样。（记者梅常伟李松刘斐邬慧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