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天，海波（右二）在山西太原修改《农民儿子》期间，与作家郑义（右一）在一起。
　　本报记者　忽弋琛
　　人物档案
　　海波，真名李世旺，1952年生，陕西省延川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曾任延川县剧团编剧，青海省大型文学期刊《现代人》编辑，西安电影制片厂宣传处干事、短片部总编辑、文学部编辑，公安部主管的《道路交通管理》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著作有长篇小说《高原落日》《民办教师》《小城欲望》《遥远的信天游》；中篇小说集《农民儿子》；散文短篇集《烧叶望天笔记》《谈天说地》《延川城里去赶集》；纪实文学《回望来路笑成痴》《我所认识的路遥》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陕西省优秀故事奖、陕西省农村小戏剧本奖等。
　　仲夏时节的黄土高原，处处焕发着生命的活力。我致电邀约采访的时候，作家海波正在延川老家的一个村里看朋友。事实上，退休后定居西安的海波，每年都会抽出几个月时间住延安。那天早晨，他和妻子早早在家备了茶饭等我，仿佛等待一个熟悉的亲戚。
　　海波中等个头，头发有些花白，走路步速很快。交谈中他说着延川方言，语速同样很快。有时为了照顾我的记录，他不得不故意放慢语速。一上午的交谈中，他给我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热潮，讲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故事，说到兴头上，索性盘腿坐在沙发上。而我，就在他的讲述里一点点地认识他、感受他。
　　“一位悲怆的诗人”
　　海波，1952年出生于延川县的一个小山村，他聪明好学，对于文学很早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华与领悟，然而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出生在陕北农村的人一样，他也经历了饥饿与挣扎、艰辛与迷茫、失望与希望……时代给予海波的是刻骨铭心的成长记忆。13岁，海波就失学在家，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可他却并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热爱文学，向往外面的世界。
　　在当时的陕北农村，人们虽然尊敬读书人，但在肚皮都填不饱的极端年代，读书写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前途命运的飘忽不定、亲友们的不理解都不能改变海波的初衷，他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着，几乎看遍了能换来的所有书籍，并且尽可能地与文学世界保持着沟通与联络。自一篇发表在《山花》上的秧歌词起，海波以农民身份走向文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露天的玉米地，旧窑里的炕桌，甚至厕所的土墙……这都是他挥洒情感创作的地方。
　　著名评论家赵勇曾说过，在海波的大半生中，他讲述的是一个欲跳龙门而不得的故事，农转非的故事，不断进城的故事。的确，海波的人生充满着故事：他曾两次当民工，三次当民办教师，当过赤脚医生，生产大队的领导，在县剧团里干过编剧，也远走青海任过文学编辑，在西影厂当过短片部总编、文学部编辑，甚至看过大门，在年近“知天命”之时，还当了“北漂”，应聘在公安部主管的杂志当记者、编辑。
　　有故事的人会讲出更动人的故事，海波的好友、作家路遥也曾说过，“海波是一位悲怆的诗人。在我看来，他用嘶哑的嗓门发出的吼喊，也比许多无病而矫情的呻吟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从中篇小说《民办教师》到长篇小说《高原落日》《农民儿子》《遥远的信天游》，再到散文作品集《烧叶望天笔记》等，海波的作品亦如他的阅历般丰富，他曾获得“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陕西省优秀故事奖、陕西省农村小戏剧本奖等奖项。
　　事实上，因工资收入低，家庭负担重等原因，海波曾一度生活拮据，他始终在琐碎的生活中奋斗着，领悟着，并因此发现着其中所蕴含的生活之美。文学是他迷茫时的方向、失落时的慰藉、情感表达的出口，更是他与命运抗争的武器。
　　“读海波的作品就像是在读生活本身。”路遥曾这样评价海波的作品。
　  一个情义深长的人
　　我对海波的第一印象，源于路遥。当时因为要写一篇关于路遥的文章，我在网上搜索资料，看到了一张旧照片。这是一张两人的合影，海波与路遥相对而立，两人都穿着浅色的衣服静默地望着对方，有一种隔着岁月也能感受到的默契。
　　之后，我还找到了海波为纪念路遥所写的纪实文学《我所认识的路遥》。在这本书中，海波作为路遥亲密的朋友，将对路遥的思念压在心头，将过往的情谊凝于笔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与细腻入微的描述，让一个在人们印象中具有“传奇英雄”色彩的路遥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具人情。
　　1963年，在延川县城关小学海波认识了大他三岁的路遥，从此结下了延续一生的友谊。海波说，他和路遥就像两个结着伴走夜路的人，他们年龄相近，家境类似，都喜欢文学创作，他对路遥很熟悉，路遥对他很关心，路遥总以兄长的身份指点他。
　　海波视路遥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朋友，他说，在自己坎坷的人生之中，路遥给了他特别重要的帮助：包括帮助他当上了公社中学的民办教师，结束了海波在土地里刨吃喝的艰难岁月，事实上等于离开了农村；1984年，路遥还介绍海波到青海省文化厅《现代人》编辑部工作。
　　从年少相识直到路遥英年早逝，海波与路遥的交往从未中断。他们相互鼓励，深入交流，也会为了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摔门。可一旦对方需要帮助，他们很快就又拧成一股绳。在最初出版的《路遥全集》所收录的书信中，路遥写给海波的占了三分之一，海波与路遥的友谊之深可见一斑。
　　路遥去世后，很多人都在写纪念文章，但海波却没有，在人面前也很少提及路遥，直到多年后，他出版了《我所认识的路遥》。海波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对于路遥他提笔写了有十次，却写不下去，写不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没得写，而是能写的太多。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海波觉得自己有责任就自己对路遥的了解和认识，为关于路遥的叙述作一些补充和说明，以期告诉历史一个更完整的路遥。 
　　一个恋乡的游子
　　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故乡最初的人生体验，都会造就他的与众不同。
　　路遥在与海波的对话中提到“我们都出生于非常贫寒的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尊严，什么都没有。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父老乡亲们抬举我们，我们更有责任去反映他们的生活。”对于海波来说，书写故乡，不仅仅是一份责任，更重要的是一份深深的眷恋。
　　他曾在一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想当初，未进城时以为城市是天堂，日日期盼，夜夜玄想，而进城后，却白日徘徊不能止，夜晚辗转不能眠，要不是怕辜负家人的期盼与看重他的人们的帮助，早想飞回乡下种田去了。
　　虽然无法归于田园，可海波却无时无刻不在思恋着故乡。古朴的民风、变迁的村庄、生活的内蕴、挣扎与奋斗的人们……关于故乡的元素总使海波一次次以深沉的思考、深情的目光，关注他的乡亲、关注这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
　　在他的散文作品集《延川城里去赶集》里，一个纵然在他笔下并“不大大”的，早年记忆中的延川县城跃然纸上。其中，不论是光鲜的骑自行车的人，还是艰难地负重前行的人，无论是卖菜的老汉还是买菜的婆姨，在海波的笔下都呼之欲出，有血有肉，这其中还有着海波对他们的潇洒和熬煎的猜想，我想这些猜想都是成立的，因为海波对于故乡实在太熟悉太热爱了。
　　海波曾在人生的三十多年里辗转过很多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哪里生活，他的笔下书写的依旧是故乡那块黄土地上的喜怒哀乐，讲述的依旧是黄土地上的故事。他从一个身在故土写尽身边事的人，成为了一个即使身在千里万里，依然提笔写故乡的人，故乡对于他来说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是他不断创作的养分，也是他写作的动力和意义所在。
　　长久的伏案写作，让海波患上了眼疾。因为“用毛笔写字看得清楚”。最近这段时间，海波开始学习写毛笔字。早晨的阳光透过玻璃，落在书桌上，洒下一片温暖。海波拿起毛笔，笔移神游间，他的目光掠过窗外的黄土地，深情凝眸他神圣温暖的故乡和熟悉亲切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