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佛民，山东著名的早期共产党人，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与两个儿子鲁伯峻、余修（原名鲁广益）前赴后继，共同投身革命，被誉为“一门忠烈，鲁士三杰”。
　　鲁佛民，名琛，字献卿，山东济南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济南学生相继而起。罢课罢市风起云涌。正在山东高等检察厅任学习书记的鲁佛民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毅然参加了学生运动。
　　当时，山东学生联合会为山东五四运动之领导团体。运动初起，山东省议会曾有议员多人参加讨论交还山东半岛及青岛问题。后来，学潮渐次扩大与深入，形成真正的群众反帝反封建运动时，这部分代表豪绅官僚的省议员，相继退出或藏匿不见，惟有鲁佛民仍不改爱国初衷，始终和爱国青年站在一起，参加并领导、筹划济南市的整个运动。当时学联重要宣言、标语口号，都由鲁佛民草拟。他奔走呼号，亲临街头讲演，散发传单，每次游行，都是走在群众的前列。有时他还深夜潜赴各校讲演。
　　由于鲁佛民和学生紧密团结，忘我地参加运动，深受青年学生的信任和拥护。但鲁佛民也因此而被反动军阀和亲日分子视为眼中钉和危险人物。鲁佛民处此险境，意志愈坚，热心为国，仍秘密与山东学生联合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指导该会工作，从不懈怠，受到学生的欢迎。
　　6月，由省议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团体，组织83人的山东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团，鲁佛民被推为教职员联合会代表。21日，徐世昌在居仁堂接见山东代表团。接见时，从代表团中又选出10余人，事前选定发言者。代表们进入居仁堂后，陈词时激昂慷慨，继之以痛哭流涕，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速电巴黎和会拒绝签字，坚决收回青岛。徐世昌当面不得不口头表示允许。鲁佛民趁参加赴京请愿团之便，到北大访山东籍学生及李大钊等。经他们的晤谈指导，鲁佛民对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政治生活更感兴趣。他决心回山东传播新书报和新思想。经过亲身参加这次运动，鲁佛民深切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他说：“新思潮的接受，使我对政治的认识亦渐渐清楚，革命思想之萌芽即在此时。我由于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大浪潮，提高了我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坚定了我奋斗的信心。”
　　鲁佛民回到济南以后，任山东《大民主报》和《山东法报》编辑，一度独立经营《山东平民日报》，宣传平民政治，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参加的会议，内容表面上是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和解决远东、太平洋问题，实际上是美、日争霸远东，特别是争霸中国的斗争。华府会议上决定将青岛由日本交还中国，北洋政府派王正廷任鲁案督办，在北京和济南设督办公署，办理接收青岛事宜。
　　鲁案会议，我方代表是王正廷，理事为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日方代表为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鲁佛民被公推为首席民意代表，列席会议，长时间与这些外交人物交流。会议从6月开始，直至1923年1月结束。历时半年多时间，在鲁案交涉过程中，遇有损及国权之处，或有瑕疵可指者，鲁佛民即代表民意“抗言责喝，忠实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王正廷非常惧怕鲁佛民，有的委员也被鲁佛民指责得不敢和他见面。
　　鲁佛民参与鲁案交涉工作时，曾发动各方力量到鲁案督办公署向王正廷示威，施加压力。王正廷看他们来势汹汹，惶恐万状，害怕被打，调动了全署杂务人员来保卫他。在此以前，鲁佛民在济南和他斗争过。有一次，王正廷回山东公干，鲁佛民邀他去济南商会向各界报告鲁案接收情况。鲁佛民事先布置了许多社会开明人士、省议会议员、学生代表等，在会上激昂陈词，对王正廷严词责问。王正廷回答了不到15分钟，就词穷言尽。当时群情激愤，几乎动武，王正廷乘混乱鼠窜。从那以后，王正廷知山东群众力量不可侮。所以，后来在谈判归还青岛过程中，他对日本无理要求不敢让步。鲁案结束后，小幡公使在日本国内遭到一部分人的抨击。鲁案办理结束时，王正廷说：“真佩服山东代表（指鲁佛民），真正是为国家民族着想，真正是为社会服务，非乘机谋利禄之徒。”
　　1923年春，鲁佛民到青岛，在督办公署政务课任职。在青岛期间，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且深受影响。
　　1923年，山东党组织派邓恩铭去青岛开辟工作。邓恩铭经鲁佛民的长子鲁伯峻介绍认识了鲁佛民。那时青岛地下党的同志积极在政治思想上帮助鲁佛民，同时也在鲁佛民合法身份的掩护下进行党的工作。这时，鲁佛民才真正和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而且和青岛地下党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
　　1925年，关向应去青岛工作时，他们也经常来往，他的次子余修即经关向应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这时是鲁佛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的转折，是决定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刻。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竭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作出贡献。
　　“七七事变”发生后，鲁佛民由北平转赴延安。8月15日，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十年的情况时，毛泽东赞誉他“十年党节可嘉”。
　　之后，他到徐特立主持的教育厅任秘书工作。此时，他“寄身革命工作，心愿大偿，精神至为快活”。1938年春，鲁佛民被调入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主要负责处理对外文件及法院重要案件，并领导直属县的保管文卷等工作。后因他年事已高，组织上照顾他的健康情况，减轻他的工作，分配他专管法院及对外文件处理。
　　1938年10月，鲁佛民经组织批准重新入党。他的革命精神更为振奋。窑洞中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工作和学习均甚积极，并以“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自勉。由于鲁佛民年高体弱，终于积劳成疾，自1939年春抱病，咯血失眠，神经衰弱。经医生精心治疗，时愈时病。但他集中力量，每周仍到大礼堂听课一次，坚持学习党建党史。组织活动、参加小组会等，从未缺席。他自己常说：“个人须充满朝气，于工作中，力求提高自己，帮助他人。”
　　1940年，鲁佛民病体渐康复，仍分管教育厅和法院工作。除工作外，延安干部学习风气甚盛，鲁佛民深知理论之重要，对学习马列主义、联共党史，虽于烈日朔风中，未有间断。鲁佛民对工作认真负责，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虽年已六旬，从不以老迈自居，仍积极工作，以期永葆革命青春。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的负责人林伯渠、谢觉哉等倡议成立怀安诗社，鲁佛民以诗翁积极参加，运用旧体诗披襟述怀。他不仅是革命者，还是具有时代感、历史感和艺术感的诗人。延安时代的生活，激荡着鲁佛民的心灵，他经常用旧体诗热情地予以讴歌。
　　1942年，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党中央开展整风学习。他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学习整风文件，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从1942年患心脏病，仍竭尽精力、一丝不苟地从事工作。1943年出任边区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兼边区银行法律顾问。对于边区教育、立法等各项工作，均有建树。
　　1944年5月，鲁佛民患病不起。病危时，边区政府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领导人亲往探视。他仍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当矢志以衰老之年，努力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分钟。”垂危时，问他有什么遗嘱，鲁佛民说：“我一生言行，是对后人最好的遗嘱。”临终时勉其次子余修继其遗志为革命奋斗到底。弥留之际，仍不断念诵“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诗句，惋惜未能亲见日寇投降。
　　1944年5月18日，鲁佛民逝世。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鲁佛民革命的一生。
　　1958年，鲁佛民坟迁入延安四八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