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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夫：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李铁夫，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等职。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铁夫，原名韩伟鑑。出生于朝鲜咸竟南道洪原。
1933年7月，党组织派李铁夫到天津从事党的工作。为了便于掩护和开展秘密斗争，组织决定由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公开身份是南开中学语文教员）张秀岩同李铁夫扮作夫妻，从事地下工作。
在革命斗争中，李铁夫与张秀岩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33年底，经党组织批准，32岁的李铁夫和同岁的张秀岩结婚了。
时值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时期，中共河北省委在中央代表推动下，不顾条件，盲目发动武装暴动，一味要求采取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遭破坏和损失，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李铁夫对此痛心万分，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从1933年底到1934年初，他在党的北方刊物《火线》上连发文章，公开提出在白区党的工作不能蛮干，要利用合法形式，积蓄力量，请求省委及时纠正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些意见虽得到众多同志及领导的支持，但却被推行“左”倾路线者扣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的帽子。从1934年5月，除开展批判斗争外，还撤了李铁夫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断了党的联系，爱人张秀岩也被株连。这种“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整整持续了一年多。
李铁夫夫妇与党切断联系后，没有灰心，坚持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当时，他们组织领导着“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还创办《天津妇女》《华北烽火》和《民众抗日救国报》，报道有关红军长征消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着工人、学生、职员、妇女及一些上层人士。每当他们把群众组织起来时，省委便派人来接过去。他们不失望，再继续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关系，直到1936年。
1936年3月初，天津市委重建。同年春天，刘少奇受中央委派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左”倾错误。刘少奇到任后，代表北方局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见解和他在恶劣环境下所从事的党的工作，决定恢复李铁夫与党的联系，并任命他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时任命张秀岩为市委副秘书长。
5月，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天津多次发生海河浮尸。李铁夫组织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中国的阴谋，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按照刘少奇的部署，市委决定组织广大爱国学生再次游行。游行前夕，李铁夫亲自去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找党员和民先骨干具体安排。根据市委的筹划，天津“五·二八”大游行获得成功。
李铁夫主持市委工作后，充分利用大好形势，发展党员和基层支部工作。他具体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起党支部。此外，还建起“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天津学联也改为“学生救国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会”，把教育界、新闻界、银行业及民族工商业的一些知名人士都争取过来。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活跃起来。
由于李铁夫深入群众，工作抓得紧，天津党和民先组织都有明显的发展。到1936年底，党员由不足10人发展到400余人，民先队员达700人。为了加强全市的学生工作，市委还专门成立了学生区委会。
在工人群众中，在社会最底层发展党的组织，这是李铁夫在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开展工人运动，除了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建立基层组织外，还在工人较多的塘沽建立了党的区委。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有效地反对日货走私。
1937年5月，李铁夫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等，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李启华都先后赴延安参加这次会议。出发前，刘少奇对张秀岩说：“你要去，一块去也行。”但张秀岩考虑，这时天津市委只剩下她和姚依林等少数几个，没有选择一同去延安，而是留下来在市委坚守岗位。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大礼堂召开，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李铁夫进行了两次发言，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受到代表的高度评价。在会上，毛泽东对于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还指出：“有两种人，一种是夸夸其谈，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刘少奇、李铁夫还有许多同志是后者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明确了李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任命李铁夫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但李铁夫并没有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表扬而骄傲起来，而是对白区来的同志说：“我们在白区，学习条件很困难。现在来到延安，等于回到了家，要好好学习，把头脑武装起来好给劳动人民多做点事。”
由于李铁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党中央决定他暂时不去河北省委任职，而是留在陕甘宁西北局工作，边工作边治疗。不幸的是，由于李铁夫突患伤寒，医治无效，于1937年7月10日病逝，终年36岁。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传略，遗体安葬在延安的清凉山上。
李铁夫病危时，党中央曾急电张秀岩尽快赶来延安。张秀岩接到电报后，立即从天津赶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搭上了一辆去延安拉货的卡车。由于天下大雨，道路泥泞，当她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经在三天前下葬了。这对忠贞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患难与共的夫妇，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党的七大期间，几名党内朝鲜族同志建议为铁夫同志立碑。中央接受建议，1945年6月由中央办公厅起草了碑文实施立碑。
2014年9月底，李铁夫墓碑开始迁建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墙外烈士墓区。2016年4月30日，李铁夫衣冠冢新建完成，并按照延安当地风俗安放了骨灰盒。
李铁夫，原名韩伟鑑。出生于朝鲜咸竟南道洪原。
1933年7月，党组织派李铁夫到天津从事党的工作。为了便于掩护和开展秘密斗争，组织决定由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公开身份是南开中学语文教员）张秀岩同李铁夫扮作夫妻，从事地下工作。
在革命斗争中，李铁夫与张秀岩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33年底，经党组织批准，32岁的李铁夫和同岁的张秀岩结婚了。
时值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时期，中共河北省委在中央代表推动下，不顾条件，盲目发动武装暴动，一味要求采取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遭破坏和损失，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李铁夫对此痛心万分，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从1933年底到1934年初，他在党的北方刊物《火线》上连发文章，公开提出在白区党的工作不能蛮干，要利用合法形式，积蓄力量，请求省委及时纠正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些意见虽得到众多同志及领导的支持，但却被推行“左”倾路线者扣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的帽子。从1934年5月，除开展批判斗争外，还撤了李铁夫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断了党的联系，爱人张秀岩也被株连。这种“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整整持续了一年多。
李铁夫夫妇与党切断联系后，没有灰心，坚持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当时，他们组织领导着“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还创办《天津妇女》《华北烽火》和《民众抗日救国报》，报道有关红军长征消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着工人、学生、职员、妇女及一些上层人士。每当他们把群众组织起来时，省委便派人来接过去。他们不失望，再继续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关系，直到1936年。
1936年3月初，天津市委重建。同年春天，刘少奇受中央委派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左”倾错误。刘少奇到任后，代表北方局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见解和他在恶劣环境下所从事的党的工作，决定恢复李铁夫与党的联系，并任命他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时任命张秀岩为市委副秘书长。
5月，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天津多次发生海河浮尸。李铁夫组织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中国的阴谋，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按照刘少奇的部署，市委决定组织广大爱国学生再次游行。游行前夕，李铁夫亲自去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找党员和民先骨干具体安排。根据市委的筹划，天津“五·二八”大游行获得成功。
李铁夫主持市委工作后，充分利用大好形势，发展党员和基层支部工作。他具体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起党支部。此外，还建起“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天津学联也改为“学生救国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会”，把教育界、新闻界、银行业及民族工商业的一些知名人士都争取过来。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活跃起来。
由于李铁夫深入群众，工作抓得紧，天津党和民先组织都有明显的发展。到1936年底，党员由不足10人发展到400余人，民先队员达700人。为了加强全市的学生工作，市委还专门成立了学生区委会。
在工人群众中，在社会最底层发展党的组织，这是李铁夫在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开展工人运动，除了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建立基层组织外，还在工人较多的塘沽建立了党的区委。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有效地反对日货走私。
1937年5月，李铁夫作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白区工作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等，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李启华都先后赴延安参加这次会议。出发前，刘少奇对张秀岩说：“你要去，一块去也行。”但张秀岩考虑，这时天津市委只剩下她和姚依林等少数几个，没有选择一同去延安，而是留下来在市委坚守岗位。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大礼堂召开，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李铁夫进行了两次发言，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受到代表的高度评价。在会上，毛泽东对于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还指出：“有两种人，一种是夸夸其谈，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刘少奇、李铁夫还有许多同志是后者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明确了李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任命李铁夫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但李铁夫并没有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表扬而骄傲起来，而是对白区来的同志说：“我们在白区，学习条件很困难。现在来到延安，等于回到了家，要好好学习，把头脑武装起来好给劳动人民多做点事。”
由于李铁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党中央决定他暂时不去河北省委任职，而是留在陕甘宁西北局工作，边工作边治疗。不幸的是，由于李铁夫突患伤寒，医治无效，于1937年7月10日病逝，终年36岁。党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传略，遗体安葬在延安的清凉山上。
李铁夫病危时，党中央曾急电张秀岩尽快赶来延安。张秀岩接到电报后，立即从天津赶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搭上了一辆去延安拉货的卡车。由于天下大雨，道路泥泞，当她赶到延安时，李铁夫已经在三天前下葬了。这对忠贞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患难与共的夫妇，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党的七大期间，几名党内朝鲜族同志建议为铁夫同志立碑。中央接受建议，1945年6月由中央办公厅起草了碑文实施立碑。
2014年9月底，李铁夫墓碑开始迁建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墙外烈士墓区。2016年4月30日，李铁夫衣冠冢新建完成，并按照延安当地风俗安放了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