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向东
黄清深

　　 
　　薛向东，1932年1月出生，陕西吴堡人，中共党员。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第二保小上学，1948年在绥德师范学校上学，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绥德大众印刷厂、延安陕甘宁边区印刷厂、《延安报》、宜川县报、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延安地区印刷厂、延安日报社工作，当过排字工、编辑，历任地区印刷厂书记厂长、延安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93年离岗，主任编辑职称。曾获得陕西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共和国创立者奖章”、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周年纪念章”、延安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章”等荣誉称号。
　　黄清深，1930年9月出生，陕西清涧人，中共党员。1948年7月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印刷厂、群众日报印刷厂、延安地区印刷厂、延安日报社印刷厂工作，当过印刷车间工人、印刷车间主任、设备供应科科长、印刷厂工会主席、生产经营科科长、技术科科长、副厂长。1991年离职休养。享受副县级待遇。曾获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周年纪念章”。
　　国庆前夕，延安日报社两位年近90岁的老报人薛向东和黄清深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珍贵的礼物，那就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手捧着沉甸甸的纪念章，两位老人感慨不已：“我们只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普普通通的建设者，没作过什么大贡献，但是共和国却没有忘记，感谢祖国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
　　金色祥云环绕中的五颗星，在红色的映衬下，格外夺目，端详着纪念章，打开尘封的记忆，两位老报人的故事把我们又带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一
　　清凉山自古以来是延安的游览胜地。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清凉山开始驻扎了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等中央新闻宣传单位，变成了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基地。从此，万众瞩目清凉山。而《延安日报》的前身原中共陕北党委机关报《群众日报》就诞生于此，老报人黄清深和薛向东先后在这里参加了新闻革命工作。
　　1948年4月，解放军扛着枪全副武装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进入延安城，胡宗南被赶走了，延安城得以收复。此时的延安城百废待兴，需要尽快恢复生产建设，各行各业急需大量的人力物力。
　　当年7月，在清涧乡下老家务农的黄清深，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了清凉山，在陕甘宁边区印刷厂印刷车间跟师傅学习，当起了一名印刷学徒工。起初，黄清深对来印刷厂工作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觉得能进城有个工作、长长世面。但随着在清凉山的时日见长，他了解到清凉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信息从这里发出去，激励广大将士奋勇抗战，浴血杀敌，为全国人民鼓劲加油，他就感到无比骄傲自豪，他干起活来，十分卖力。从此，他就与新闻印刷结下了半辈子的缘，并见证了从铅字印刷到胶版印刷的历史变迁，成为新中国一名名副其实的老报人。
　　同样身为老报人的薛向东，可以说是在清凉山上长大的。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从吴堡来到延安清凉山，任中央印刷厂管理科科长，1942年毛主席到清凉山视察宣传工作时，他还与毛主席打过照面。1948年，薛向东在绥德师范学校青年干部班学习，1949年3月分配到绥德大众报社印刷厂当工人，1950年元月，他重回清凉山，在陕甘宁边区印刷厂当了一名排字工人。
　　当时，像黄清深、薛向东一样出身不同的工人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经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
　　二
　　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共陕北地区党委撤立，清凉山的新闻设备转给了地方政府。1950年月10日，《群众日报》改为《群众报》，同年月日更名为《延安报》。1958年3月，社址从清凉山迁到南关街现址。
　　薛向东回忆道：“当年《延安报》成立初期非常困难，为了解决纸张缺少的问题，我们就自制纸张。”他说道：当年几经选址，在黄陵县一个河岸边修建了一个造纸厂，利用当地的马兰草和清澈的水来自制马兰纸。马兰草洗净蒸煮，用牛拉石磙碾碎，放到白灰池里浸泡，再将泡好的纸浆放入水池内搅好，工人用捞纸的细丝竹帘，一张一张地从纸浆池中捞起，贴在光面白墙上，等干了，就成为一张对开马兰纸，确保了报纸的正常出版。
　　“中央印刷厂搬走后，比较完整的设备留给了我们。但是机器设备比较陈旧，比较容易出问题。”黄清深老人说，为了尽可能延长设备的寿命，没事时他经常擦拭保养机器，机器坏了，他就抢着跟师傅学习维修，有时没有铁丝了，他就自己搓麻绳，绑到机器上，保证机器的正常开动。黄清深感慨道：“刚开始的时候，清凉山还没有通电，印刷报纸，只能手摇转动机器印刷，一个班下来4个小时，印刷车间的几个工人就轮流摇动。虽然很累，但大家干得很带劲。报纸印好后，要送到延河对面的邮局分发到各地。当时，延河上没有桥，涨水时，同事们就把报纸顶在头上，蹚水过河送报纸。”
　　“现在报纸都是自动化印刷，当年，我们可都是手工排字，最快的一个小时能排1200个字。”薛向东老人说，他见证了几十年来报纸印刷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巨大变迁。那时，印刷技术落后，排字、拼版、打样，全是手工操作。老人清楚记得，每天等编辑定好稿，画好版后，他就开始左手托着手盘，手指夹着稿件，右手从字架上数不清的小格子里拣字，遇到重大新闻事件，排字时间更长。
　　在那个铅与火的年代，正是工人们一个个手动排字，手摇印刷，才让报纸每天与读者见面，大家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地让报纸按时和广大读者见面，把党的政策传递给广大群众。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报纸被迫停刊。
　  三
　　1979年4月10日，《延安日报》正式复刊，此时，辗转了宜川县报、宜川县委办、省第五建筑公司、延安日报社筹备委员会的薛向东，被组织任命为延安日报社副社长，主管报社印刷厂和后勤工作。此时的报社厂房和办公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得破败不堪，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为了保证报社工作能够正常运行，薛向东千方百计想办法，争取到4万块钱，把旧房子拆掉，发动职工，自力更生，在原址上修起了两间厂房，一个锅炉房，一排平房和一栋薄壳楼，总共20多间房，基本满足了当时的生产和工作需求。
　　到复刊的时候，社会经济得以恢复，物质相对丰富了，所以比起清凉山时，物质条件好多了，硬件设备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最缺的还是采编人才。“我和工作组到各县区寻找合适的人员。”薛向东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在1956年左右，和他一样由于各县开始办报，从《延安日报》调出去协助办报的人。但遗憾的是，这些人因为年纪大、工作分工固定走不了等原因无法回来，最后他们又走遍了全市各县，才从吴起县、安塞区宣传部调了两个笔杆子过来。这样人还是少呀，怎么办？后来就从高校里面招了15名大学毕业生过来，基本缓解了人员紧张的状况。
　　“当时，由于是计划经济年代，给报社的政策是‘以厂养报’，印刷厂任务非常繁重。”黄清深老人回忆说，除了印制《延安报》承担着内蒙古、山西、甘肃等西北几省的作业本、信封、稿子、书籍以及各种有价证票、机关报表，甚至还印制烟盒、啤酒商标等商业包装，广大职工不怕困难，千方百计完成各项任务。
　　除此之外，报社除了8小时工作外，按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分成不同的班级，有计划地发展一批党员，培养一批政治上坚定又精通业务的骨干。黄清深老人说他进厂时，只在老家上过2年的冬季班，基本不太识字，在报社学习班他刻苦学习，几年后能自己读书看报，变成印刷厂的业务骨干，先后被任命为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副厂长等职务。老人深情地说：“报社既生产革命的精神食粮，又是提高文化知识的大学校。”
　　现在，两位老人离休均已超过20年，但他们对《延安日报》依然怀着特殊的情感。住在报社家属院的黄清深老人，每天要到院子里的老年活动中心来翻翻报纸，与其他老同志们谈谈报纸；住在南桥的薛向东老人家里，茶几上摆着厚厚一沓《延安日报》，这是他儿子每天给他送来的。“我每天都要看看我们的《延安日报》，使自己的思想常新，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与组织保持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