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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破除封建迷信运动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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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边区各级政府在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该运动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宝贵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①揭露迷信害人手段与造成的罪恶，树立先进，用事实真相教育群众
②禁止佛教会、一心会等封建组织活动，对封建迷信势力釜底抽薪
③反对买卖婚姻，推进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④开展普及卫生运动，用先进的医疗技术达到破除迷信的效果
⑤开展扫盲运动和国民教育普及活动，提高人民群众抵御不良文化的能力
⑥通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大力宣传，让封建迷信找不到滋生的土壤
当时的边区贫穷落后，文盲率高，先进的科学传播受到极大限制，先进的观念有时候也难以为群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老百姓接受。不信科学信鬼神，是广大农村地区乃至一些街镇居民的普遍现象。迷信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碍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毛泽东曾经指出：“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着广大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状况时指出：“从广大领域看，情形是很落后的。例如医药卫生问题，由于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习惯，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牲畜死亡率也很严重。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又如教育方面，文盲占人口90%以上。在农村文艺方面，封建的东西还占着优势。这些情况既便利了迷信的盘踞，又妨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解放日报》社论则指出：“因为和边区经济建设落后的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就是文化的落后，革命以前旧势力在政治上对于人民的压迫虽然被摧毁了，可是某些束缚人民的旧思想、旧习惯，尤其是迷信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仍然在人民头脑里和生活中留下相当牢固的深根，这些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残余是足以阻碍进步的。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的文化建设，发展新文化运动，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就必须提倡自然科学，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他们假托鬼神，造谣惑众，骗取钱财，其手段也极为残忍，其结果往往是“无病变为有病，小病变为大病，大病变为死症”，危害边区民众。据统计，1944年仅延安县就有巫神161人，一年诈骗钱财3360多万元边币；其中59人交代，经他们手致死的病人达278人之多。因而，当时的报纸惊呼，“整个边区，就有一批这样的巫神，天天在做这种杀人的勾当。”可见，封建迷信对边区危害是十分严重的。这些行为既浪费了大量的财物，又在精神上加深了民众的无知、愚昧，使得边区群众生活在“贫穷——愚昧——迷信”的恶性循环里。迷信思想活动与党的信仰和宗旨是相背离的，严重阻碍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一、揭露迷信害人手段与造成的罪恶，树立先进，用事实真相教育群众
为了打击甚嚣尘上的封建迷信活动，让深受蒙骗的老百姓认清他们的嘴脸，在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除迷信运动。在运动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此类活动和有影响案件的侦破力度，并对当时产生积极影响的破除迷信英雄崔岳舜进行嘉奖。当时迷信案件影响大的有延安县蟠龙区第四乡聚财山、老庄湾及安塞新窑湾、史家山、山峁梁这五个村子的“出墓鬼”“血腥鬼”“红鞋女妖精”案，在当地老百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畏惧。边区各地各级政府加大侦破力度，将这些“鬼”抓住后向群众公布了真相，并在《解放日报》上以长篇通讯的形式予以报道。同时，《解放日报》等媒体先后推出了《郝玉英听巫神送命》《西区二童得病，医生救了命，阴阳送了命》《甘泉中兴路娃娃被巫神害死》《庸医巫神害人，弄得王凯人亡财尽》《葭县白家甲村，抬龙王求雨淹死五人》《一个求神得灾，一个捉虫免灾》《求神下雨，下了一场冷子》《阴阳治兽病，死了五个驴两个骡》《子长发现，巫神骗巫神》等多篇消息和读者信箱。为了树立先进，弘扬正能量，三边地委专署特别嘉奖崔岳舜为破除迷信英雄。崔岳舜先生是一名医生，获奖时看过病的共有43个庄子，85家人，东西90里，南北58里。他宣传破除迷信，和巫神阴阳作了近10年的斗争。他与巫神斗争的决心和不辞辛苦救治病人的态度，在当时破除封建迷信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身边迷信案件的事实真相让广大群众惊叹痛悔，身边先进人物的正确引领，让广大群众知道正确的路该怎样走。一些多年坚持迷信思想的顽固分子也连连叫喊自己糊涂，受了欺骗。其中有部分巫神将跳神的“三山刀”让铁匠在炉里化掉铸成农具开始收心务正种庄稼。对这部分人，政府及时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并将他们的转变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使其也成了这场反封建迷信运动胜利的积极因素。
二、禁止佛教会、一心会等封建组织活动，对封建迷信势力釜底抽薪
正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地方偏僻，风气闭塞，封建迷信盛行，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特别是日伪军及特务机关可乘之机，他们趁机发展迷信宗教组织活动，与党和政府争夺民心，削弱人民斗志，妄想最终达到消灭共产党的邪恶目的。当时，边区各县发现有佛教会、一心会等组织在活动，特别在边区东北边界各县更为活跃。经查该会等原系假借神教名义，利用人民迷信心理，进行欺骗阴谋，引诱落后群众，帮助汉奸工作。例如说“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发饷30元，日本是保宣统皇帝登基，人民不应该参加抗战，反对共产党等等”汉奸言词。由此可知该佛教会、一心会巧立名目，借图掩盖，名义上为宗教团体，实际上则为汉奸集团。他们企图使相信迷信的人们，脱离抗日战线，达到减少抗战力量的目的。故在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声明：“本府对人民的各种组织，其有利抗战者，无不赞助维护，使其在长期抗战中发挥应有作用，凡不利抗战以至阻碍和危害抗战者，便不得不分别予以取缔和制裁。以后在本府所属区域，如发展有佛教会、一心会等不法组织与活动，一经察觉或人民告发，当予以严惩不贷，如事先不知，误入歧途，现在深自反悔者，准向政府声明退出，本府当予以自新之路，概不究其既往，人民如能检举告发上项不法活动的机关或者个人者，本府当给以奖赏，为此，仰全边区各界人等一体周知，凛遵勿违此布。”声明对巩固抗战后方，保障抗战胜利，清除汉奸匪类，阻止迷信和无辜人民误入泥坑，对这些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封建迷信群众在边区搞破坏的不法组织严予取缔。既维护了边区和人民的尊严，又保证了正当的宗教活动，得到了人民拥护。
三、反对买卖婚姻，推进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落后区域一样，边区的包办、买卖、强迫婚姻、缠足陋习等也是相当严重的。为此，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文件上，对男女平等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地位、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等作了原则规定。使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1939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在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如果18岁以下女孩继续缠足者，“一经查出，即刻处罚父母或家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40岁以下妇女不放足，“一经查出，即刻处罚父母或家长半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此条例，边区开展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的不缠足运动，逐渐形成好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1939年起，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买卖婚姻的具体办法的命令》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并要求结婚必须由男女双方直接“向当地乡（市）政府申请登记，领取结婚证”。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边区乡村妇女也开始走向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边区政府的重视下，妇女们也开始参政议政，许多乡村妇女和男子一样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当选为县乡参议会参议员。在1941年边区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中，就有167名妇女选为县级参议会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级参议会议员。通过参选参政，边区妇女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被压抑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在破除迷信、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开展普及卫生运动，用先进的医疗技术达到破除迷信的效果
医药卫生条件的落后，是迷信泛滥的现实原因。1944年3月22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边区迷信不能完全消灭，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医药卫生事业不发达。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谢觉哉说：“老百姓并不一定很信巫神，但人病了，没有法子。请不到医生，就是请到医生，又没有药店。只好请神官巫神。”巫神者正是根据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乘虚而入，以骗取钱财而寄生民间，成为“专吃农民的血”的“耗子”。鉴于此，边区政府1939年7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1940年修订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保健药社修正章程草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随即陆续建立了边区卫生处，分区、县、乡医疗领导和工作机构。1941年9月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2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管理章程》《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陕甘宁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保健委员会组织章程》及《保健实施办法》等。这些规定，使边区医疗卫生机关指导管理有章可循，使边区医疗卫生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在边区深入贯彻卫生条例的同时，还要求“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并动员西医也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同时，各级政府普遍建立卫生、防疫委员会，制定乡村卫生公约，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为了使群众彻底抛弃巫神和迷信，相信医学科学、改变观念，边区各级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在各县区设立医院、保健药社，成立助产训练班，开设药店等，服务乡村群众。通过这些工作，边区大多数老百姓有病不再请巫神马脚，而是去请医生诊治，边区乡村逐渐形成了相信医学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风气。
五、开展扫盲运动和国民教育普及活动，提高人民群众抵御不良文化的能力
愚昧往往是无知的产物。民众吃尽了文盲的苦头，更严重影响着边区的巩固和建设。因此，扫除文盲，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问题。对这一点，我们的领袖非常清楚，1942年9月，中央派李维汉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临行前，毛主席再三叮嘱他，边区的文化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至任后必须抓紧发展文化教育。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盘剥，以及兵匪霸的欺凌特别是贫穷这个致命原因，陕北还属于文化荒地，人们接受教育的比例极低。因此，在生活困难和难以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封建迷信最易蛊惑的对象和最易操控的工具。抗战初期，边区大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等社会教育活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民族觉悟。在这一教育总方针的指引下，1937年9月，边区就开始了扫盲运动。边区政府发出开展一次识字运动的号召，各县积极响应，在边区设立了许多识字组织，负责推行识字教育任务。各地还以小学为中心，建立扫盲半日校和夜校，招收不脱离生产的成年男女进行识字教育。借助冬闲学校、识字班等社会教育形式，以提高失学青年和成年人的文化水平。组织扫盲教育宣传队，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家庭，以啦家常、贴标语、喊口号、唱山歌及演讲、晚会等形式宣传识字的好处，在边区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扫盲识字活动的广泛开展，使群众自觉摒弃了愚昧思想和求神陋习，对于自觉抵制封建迷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始终把发展国民基础教育作为摆脱愚昧无知和反对封建迷信的基础。边区政府针对当时边区文化落后的封建习俗现实，提出“要以极大力量来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利用生产闲暇，给以教育”。1937年11月24日发布的《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此后又规定“7岁至13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就学，读毕小学学程。儿童8岁至14岁为受义务教育年龄，不分性别均应受义务教育”。在党中央的领导重视下，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基础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1937年，边区所属范围内小学120所，学生2000多人；到1940年秋，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学生43625人；1945年上半年，又增至1377所，学生达34004名。通过普及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对从根本上解决愚昧、无知、破除迷信及反对邪教、异教起到了积极和决定性作用和效果。
六、通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大力宣传，让封建迷信找不到滋生的土壤
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写道：“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中又说道：“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群众知识的匮乏，便会认为其人生显得复杂而不可把握，只能用神秘的力量来说明，并依赖神秘力量来求取心理平衡。面对巫神的泛滥和群众的盲从，边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加大打击封建迷信活动力度，坚决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劝导其改邪归正，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广泛开展普及科技的宣传教育活动。如《解放日报》在《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地或秘密地存在。”并拿出大量版面开展自然科学文化知识大讨论。《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先后发表了社论《提倡自然科学》、艾思奇的社科文论《社会科学要研究什么》、白浪的《我们怎样和巫神作斗争》等深度指导理论文章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教育》《卫生》《自然界》《农业知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陕北为什么少雨》等多篇科普文章。其中，《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陕北为什么少雨》等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喜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刊发了大量用自然科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气象、天文现象的文章和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气场，真正做到了处处反封建、人人批迷信。搞迷信活动的巫神马脚落到了无脸见人、无法混饭的地步，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一方净土，让封建迷信找不到滋生的土壤，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模范地和示范区，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开展全国性的反对封建迷信运动提供了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的反封建迷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发展，也提高了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巩固和扩大反对封建迷信统一战线，必须重视工作方法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以及必须认清反迷信问题的复杂性、长远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于今天开展破除封建迷信沉渣，清理整顿封建迷信场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镜鉴。（执笔人：史正平）
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边区各级政府在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该运动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宝贵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①揭露迷信害人手段与造成的罪恶，树立先进，用事实真相教育群众
②禁止佛教会、一心会等封建组织活动，对封建迷信势力釜底抽薪
③反对买卖婚姻，推进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④开展普及卫生运动，用先进的医疗技术达到破除迷信的效果
⑤开展扫盲运动和国民教育普及活动，提高人民群众抵御不良文化的能力
⑥通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大力宣传，让封建迷信找不到滋生的土壤
当时的边区贫穷落后，文盲率高，先进的科学传播受到极大限制，先进的观念有时候也难以为群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老百姓接受。不信科学信鬼神，是广大农村地区乃至一些街镇居民的普遍现象。迷信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碍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毛泽东曾经指出：“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着广大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状况时指出：“从广大领域看，情形是很落后的。例如医药卫生问题，由于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习惯，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牲畜死亡率也很严重。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又如教育方面，文盲占人口90%以上。在农村文艺方面，封建的东西还占着优势。这些情况既便利了迷信的盘踞，又妨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解放日报》社论则指出：“因为和边区经济建设落后的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就是文化的落后，革命以前旧势力在政治上对于人民的压迫虽然被摧毁了，可是某些束缚人民的旧思想、旧习惯，尤其是迷信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仍然在人民头脑里和生活中留下相当牢固的深根，这些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残余是足以阻碍进步的。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的文化建设，发展新文化运动，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就必须提倡自然科学，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他们假托鬼神，造谣惑众，骗取钱财，其手段也极为残忍，其结果往往是“无病变为有病，小病变为大病，大病变为死症”，危害边区民众。据统计，1944年仅延安县就有巫神161人，一年诈骗钱财3360多万元边币；其中59人交代，经他们手致死的病人达278人之多。因而，当时的报纸惊呼，“整个边区，就有一批这样的巫神，天天在做这种杀人的勾当。”可见，封建迷信对边区危害是十分严重的。这些行为既浪费了大量的财物，又在精神上加深了民众的无知、愚昧，使得边区群众生活在“贫穷——愚昧——迷信”的恶性循环里。迷信思想活动与党的信仰和宗旨是相背离的，严重阻碍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一、揭露迷信害人手段与造成的罪恶，树立先进，用事实真相教育群众
为了打击甚嚣尘上的封建迷信活动，让深受蒙骗的老百姓认清他们的嘴脸，在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除迷信运动。在运动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此类活动和有影响案件的侦破力度，并对当时产生积极影响的破除迷信英雄崔岳舜进行嘉奖。当时迷信案件影响大的有延安县蟠龙区第四乡聚财山、老庄湾及安塞新窑湾、史家山、山峁梁这五个村子的“出墓鬼”“血腥鬼”“红鞋女妖精”案，在当地老百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畏惧。边区各地各级政府加大侦破力度，将这些“鬼”抓住后向群众公布了真相，并在《解放日报》上以长篇通讯的形式予以报道。同时，《解放日报》等媒体先后推出了《郝玉英听巫神送命》《西区二童得病，医生救了命，阴阳送了命》《甘泉中兴路娃娃被巫神害死》《庸医巫神害人，弄得王凯人亡财尽》《葭县白家甲村，抬龙王求雨淹死五人》《一个求神得灾，一个捉虫免灾》《求神下雨，下了一场冷子》《阴阳治兽病，死了五个驴两个骡》《子长发现，巫神骗巫神》等多篇消息和读者信箱。为了树立先进，弘扬正能量，三边地委专署特别嘉奖崔岳舜为破除迷信英雄。崔岳舜先生是一名医生，获奖时看过病的共有43个庄子，85家人，东西90里，南北58里。他宣传破除迷信，和巫神阴阳作了近10年的斗争。他与巫神斗争的决心和不辞辛苦救治病人的态度，在当时破除封建迷信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身边迷信案件的事实真相让广大群众惊叹痛悔，身边先进人物的正确引领，让广大群众知道正确的路该怎样走。一些多年坚持迷信思想的顽固分子也连连叫喊自己糊涂，受了欺骗。其中有部分巫神将跳神的“三山刀”让铁匠在炉里化掉铸成农具开始收心务正种庄稼。对这部分人，政府及时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并将他们的转变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使其也成了这场反封建迷信运动胜利的积极因素。
二、禁止佛教会、一心会等封建组织活动，对封建迷信势力釜底抽薪
正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地方偏僻，风气闭塞，封建迷信盛行，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特别是日伪军及特务机关可乘之机，他们趁机发展迷信宗教组织活动，与党和政府争夺民心，削弱人民斗志，妄想最终达到消灭共产党的邪恶目的。当时，边区各县发现有佛教会、一心会等组织在活动，特别在边区东北边界各县更为活跃。经查该会等原系假借神教名义，利用人民迷信心理，进行欺骗阴谋，引诱落后群众，帮助汉奸工作。例如说“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发饷30元，日本是保宣统皇帝登基，人民不应该参加抗战，反对共产党等等”汉奸言词。由此可知该佛教会、一心会巧立名目，借图掩盖，名义上为宗教团体，实际上则为汉奸集团。他们企图使相信迷信的人们，脱离抗日战线，达到减少抗战力量的目的。故在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声明：“本府对人民的各种组织，其有利抗战者，无不赞助维护，使其在长期抗战中发挥应有作用，凡不利抗战以至阻碍和危害抗战者，便不得不分别予以取缔和制裁。以后在本府所属区域，如发展有佛教会、一心会等不法组织与活动，一经察觉或人民告发，当予以严惩不贷，如事先不知，误入歧途，现在深自反悔者，准向政府声明退出，本府当予以自新之路，概不究其既往，人民如能检举告发上项不法活动的机关或者个人者，本府当给以奖赏，为此，仰全边区各界人等一体周知，凛遵勿违此布。”声明对巩固抗战后方，保障抗战胜利，清除汉奸匪类，阻止迷信和无辜人民误入泥坑，对这些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封建迷信群众在边区搞破坏的不法组织严予取缔。既维护了边区和人民的尊严，又保证了正当的宗教活动，得到了人民拥护。
三、反对买卖婚姻，推进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落后区域一样，边区的包办、买卖、强迫婚姻、缠足陋习等也是相当严重的。为此，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文件上，对男女平等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地位、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等作了原则规定。使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1939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在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如果18岁以下女孩继续缠足者，“一经查出，即刻处罚父母或家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40岁以下妇女不放足，“一经查出，即刻处罚父母或家长半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此条例，边区开展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的不缠足运动，逐渐形成好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1939年起，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买卖婚姻的具体办法的命令》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并要求结婚必须由男女双方直接“向当地乡（市）政府申请登记，领取结婚证”。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边区乡村妇女也开始走向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边区政府的重视下，妇女们也开始参政议政，许多乡村妇女和男子一样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当选为县乡参议会参议员。在1941年边区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中，就有167名妇女选为县级参议会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级参议会议员。通过参选参政，边区妇女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被压抑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在破除迷信、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开展普及卫生运动，用先进的医疗技术达到破除迷信的效果
医药卫生条件的落后，是迷信泛滥的现实原因。1944年3月22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边区迷信不能完全消灭，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医药卫生事业不发达。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谢觉哉说：“老百姓并不一定很信巫神，但人病了，没有法子。请不到医生，就是请到医生，又没有药店。只好请神官巫神。”巫神者正是根据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乘虚而入，以骗取钱财而寄生民间，成为“专吃农民的血”的“耗子”。鉴于此，边区政府1939年7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1940年修订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保健药社修正章程草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随即陆续建立了边区卫生处，分区、县、乡医疗领导和工作机构。1941年9月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2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管理章程》《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陕甘宁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保健委员会组织章程》及《保健实施办法》等。这些规定，使边区医疗卫生机关指导管理有章可循，使边区医疗卫生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在边区深入贯彻卫生条例的同时，还要求“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并动员西医也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同时，各级政府普遍建立卫生、防疫委员会，制定乡村卫生公约，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为了使群众彻底抛弃巫神和迷信，相信医学科学、改变观念，边区各级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在各县区设立医院、保健药社，成立助产训练班，开设药店等，服务乡村群众。通过这些工作，边区大多数老百姓有病不再请巫神马脚，而是去请医生诊治，边区乡村逐渐形成了相信医学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风气。
五、开展扫盲运动和国民教育普及活动，提高人民群众抵御不良文化的能力
愚昧往往是无知的产物。民众吃尽了文盲的苦头，更严重影响着边区的巩固和建设。因此，扫除文盲，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问题。对这一点，我们的领袖非常清楚，1942年9月，中央派李维汉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临行前，毛主席再三叮嘱他，边区的文化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至任后必须抓紧发展文化教育。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盘剥，以及兵匪霸的欺凌特别是贫穷这个致命原因，陕北还属于文化荒地，人们接受教育的比例极低。因此，在生活困难和难以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封建迷信最易蛊惑的对象和最易操控的工具。抗战初期，边区大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等社会教育活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民族觉悟。在这一教育总方针的指引下，1937年9月，边区就开始了扫盲运动。边区政府发出开展一次识字运动的号召，各县积极响应，在边区设立了许多识字组织，负责推行识字教育任务。各地还以小学为中心，建立扫盲半日校和夜校，招收不脱离生产的成年男女进行识字教育。借助冬闲学校、识字班等社会教育形式，以提高失学青年和成年人的文化水平。组织扫盲教育宣传队，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家庭，以啦家常、贴标语、喊口号、唱山歌及演讲、晚会等形式宣传识字的好处，在边区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扫盲识字活动的广泛开展，使群众自觉摒弃了愚昧思想和求神陋习，对于自觉抵制封建迷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始终把发展国民基础教育作为摆脱愚昧无知和反对封建迷信的基础。边区政府针对当时边区文化落后的封建习俗现实，提出“要以极大力量来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利用生产闲暇，给以教育”。1937年11月24日发布的《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此后又规定“7岁至13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就学，读毕小学学程。儿童8岁至14岁为受义务教育年龄，不分性别均应受义务教育”。在党中央的领导重视下，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基础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1937年，边区所属范围内小学120所，学生2000多人；到1940年秋，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学生43625人；1945年上半年，又增至1377所，学生达34004名。通过普及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对从根本上解决愚昧、无知、破除迷信及反对邪教、异教起到了积极和决定性作用和效果。
六、通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大力宣传，让封建迷信找不到滋生的土壤
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写道：“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中又说道：“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群众知识的匮乏，便会认为其人生显得复杂而不可把握，只能用神秘的力量来说明，并依赖神秘力量来求取心理平衡。面对巫神的泛滥和群众的盲从，边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加大打击封建迷信活动力度，坚决处罚伤害人命与造谣惑众的巫神，劝导其改邪归正，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广泛开展普及科技的宣传教育活动。如《解放日报》在《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地或秘密地存在。”并拿出大量版面开展自然科学文化知识大讨论。《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先后发表了社论《提倡自然科学》、艾思奇的社科文论《社会科学要研究什么》、白浪的《我们怎样和巫神作斗争》等深度指导理论文章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教育》《卫生》《自然界》《农业知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陕北为什么少雨》等多篇科普文章。其中，《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陕北为什么少雨》等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喜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刊发了大量用自然科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气象、天文现象的文章和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气场，真正做到了处处反封建、人人批迷信。搞迷信活动的巫神马脚落到了无脸见人、无法混饭的地步，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一方净土，让封建迷信找不到滋生的土壤，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模范地和示范区，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开展全国性的反对封建迷信运动提供了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的反封建迷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发展，也提高了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巩固和扩大反对封建迷信统一战线，必须重视工作方法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以及必须认清反迷信问题的复杂性、长远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于今天开展破除封建迷信沉渣，清理整顿封建迷信场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镜鉴。（执笔人：史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