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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贝礼中父子的“香港情结”
赵无极七十年代的作品、让·杜布菲的《手推车》、巴内特·纽曼的《无题4，1950》……已故华裔建筑家贝聿铭及夫人卢淑华收藏的59件艺术品亮相今年佳士得秋季拍卖会。11月22日至27日，佳士得将在香港拍卖估价超过2500万美元的59件艺术品，将这位足迹遍及全球的建筑大师一生的珍藏带回他童年居住过的香港。
“香港是父亲最爱的城市之一，不仅仅是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同父亲一样，香港是联结东方和西方的桥梁。”贝聿铭之子、贝氏建筑事务所创始人贝礼中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建筑家和艺术家的深厚友谊
在贝礼中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热爱艺术，和众多艺术家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友谊。赵无极、张大千、纽曼、杜布菲……这些在东西方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家是贝聿铭夫妇位于纽约萨顿广场11号的家中的常客。
“这次展览对我们家族意义重大，我们向公众展示的不仅仅是我父亲的珍藏，更是我父亲和同时代伟大艺术家们的深厚友谊。”贝礼中说。
在本次秋拍中，贝聿铭收藏的油画、绘画、纸本作品和雕塑将一一呈现。“我父亲珍爱他所有的藏品，如果一定要挑选一幅，我认为是无极伯伯的油画。”贝礼中介绍。
赵无极，这位被贝礼中亲切称为“无极伯伯”的著名法籍华裔画家是贝聿铭一生的挚友。
上世纪80年代，在贝聿铭因设计巴黎卢浮宫金字塔而备受争议时，赵无极力挺贝聿铭，并劝慰道“对那些抨击者的唯一回答，就是让他们去看你设计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如今这座玻璃金字塔，已成为巴黎人的骄傲。
对艺术的共同追求让两人惺惺相惜，促成了建筑家和艺术家的三次合作。第一次合作在北京，赵无极创作了两幅大型水墨壁画，搭配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第二次合作在新加坡，贝聿铭设计莱佛士城时，邀请赵无极创作了一幅宏大的三联画《1985年6月至10月》，这幅作品是赵无极一生所创作的最大幅作品；第三次合作便是在苏州，贝聿铭精心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一落成，赵无极便向博物馆捐赠了6幅版画，丰富馆藏。
“无极伯伯和我父亲艺术品位相似，他们的作品流淌着内敛、丰富、复杂的情感，如同两人相似的背景：从东方来，在西方成名，接受的是两种文化的熏陶。”贝礼中说。
贝氏家族的香港情
“香港对父亲来说，亲密又熟悉。因着父亲的关系，我们也在香港有一众好友。”聊起香港，贝礼中语气中是满满亲切。
1917年，贝聿铭出生在广州。一年后，贝聿铭父亲贝祖贻离开原本任职的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前往香港，筹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并担任首任经理。贝聿铭也随父亲迁往香港，开始了在香港的时光。
上世纪20年代的香港，古老和新潮并存。有轨电车从香港岛北驶过，维港两岸林立的既有外国商行，也有中药店铺。幼年贝聿铭在这里成长，探索着这个城市的角落，第一次在东方世界里看见了西方。
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内尔在《贝聿铭传：现代主义大师》中写道，在香港的10年时光里，贝聿铭就读于港岛传统名校圣保罗书院，常去中国银行老楼找办公的父亲，放学后和同学在街边路摊上吃鱼蛋，时不时看着窄窄的街道两边高高的大厦出神。
1928年，因工作调动，贝祖贻举家搬迁至上海。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的邀请和父亲的建议下，已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师的贝聿铭决定重返故地，设计一座足以匹配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大都会的摩天大楼。
贝礼中回忆，设计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并不是一件易事。地皮狭窄，风力强劲、预算有限。“困难不会吓到父亲，他让大楼向上走，用极富创造力的方法解决了一个个难题。”
建成后的中银大厦结构如竹，四根混凝土柱撑起高度递增的四个三角形框架，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下，视觉效果也不相同。1990年，香港中银大厦正式启用，惊艳香江。
“父亲十分感激香港给予的机会，他对中银大厦倾注了全部心血。香港风力极大，而且我们的设计预算有限，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座高楼成为香港的地标。”贝礼中感慨。
1994年，贝聿铭受邀设计中国银行总行大厦，携子贝建中、贝礼中共同打造北京长安街上的明珠。2001年总行大厦落成，与香港中银大厦形成母子大厦。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新大厦也同样出自贝聿铭父子设计。
2017年，贝礼中完成香港旧中银大厦大楼修缮工程，使这座香港一级历史建筑再现富丽堂皇。
从香港，到北京，再到纽约，中国银行倾注了贝氏三代人的才智、情感与心血。“我们家族很荣幸能和中国银行保持如此长久的友谊。我每次来港，都会去中环中银大厦那里转一转。”贝礼中笑着说。
从未割舍的中国情愫
“我独特的、个人的建筑理念？人与自然相辅相成，这是我与生俱来、源自中国的。”贝聿铭在访谈录《贝聿铭谈贝聿铭》中这样阐释。
访谈录介绍，贝聿铭是发迹于苏州的贝氏家族后代。随父亲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后，贝聿铭应祖父要求，每年假期都回贝氏老宅狮子林学习打理家族事务。在上海，贝聿铭是银行家少爷，打撞球，出入高档餐厅，看美国电影；在苏州，贝聿铭则是贝氏家族长孙，在狮子林陪祖父听昆曲，看雨水从屋檐低落，听凉风穿过回廊。
少年的一切为成年打下底色。即使17岁便远赴美国，但贝聿铭骨子里仍然是东方内敛含蓄的人文主义，他的建筑设计也如此。
以《桃花源记》为构思的日本美秀博物馆，在沙漠引入流水的迪拜多哈博物馆，让光线做设计的巴黎卢浮宫金字塔，把建筑融入山脉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不只是建筑、文化，在各个层面，我们家族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贝礼中说。
1983年，贝聿铭荣获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他将10万美元奖金设立为奖学金基金，资助有抱负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毕业后将所学带回祖国。
贝礼中说，贝家人身上流传着对公共事业的崇敬心和使命感。在贝聿铭的晚年，他将重心放到公共空间设计上，设计了一座座美术馆、科学馆、垃圾焚化厂，并不止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能为中国设计一个戏院。
贝礼中也如此。如果有机会，他希望能在中国设计学校、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建筑，提升周边环境和人们生活水平，“这是我们家族的义务和承诺”。
“香港是父亲最爱的城市之一，不仅仅是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同父亲一样，香港是联结东方和西方的桥梁。”贝聿铭之子、贝氏建筑事务所创始人贝礼中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建筑家和艺术家的深厚友谊
在贝礼中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热爱艺术，和众多艺术家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友谊。赵无极、张大千、纽曼、杜布菲……这些在东西方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家是贝聿铭夫妇位于纽约萨顿广场11号的家中的常客。
“这次展览对我们家族意义重大，我们向公众展示的不仅仅是我父亲的珍藏，更是我父亲和同时代伟大艺术家们的深厚友谊。”贝礼中说。
在本次秋拍中，贝聿铭收藏的油画、绘画、纸本作品和雕塑将一一呈现。“我父亲珍爱他所有的藏品，如果一定要挑选一幅，我认为是无极伯伯的油画。”贝礼中介绍。
赵无极，这位被贝礼中亲切称为“无极伯伯”的著名法籍华裔画家是贝聿铭一生的挚友。
上世纪80年代，在贝聿铭因设计巴黎卢浮宫金字塔而备受争议时，赵无极力挺贝聿铭，并劝慰道“对那些抨击者的唯一回答，就是让他们去看你设计的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如今这座玻璃金字塔，已成为巴黎人的骄傲。
对艺术的共同追求让两人惺惺相惜，促成了建筑家和艺术家的三次合作。第一次合作在北京，赵无极创作了两幅大型水墨壁画，搭配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第二次合作在新加坡，贝聿铭设计莱佛士城时，邀请赵无极创作了一幅宏大的三联画《1985年6月至10月》，这幅作品是赵无极一生所创作的最大幅作品；第三次合作便是在苏州，贝聿铭精心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一落成，赵无极便向博物馆捐赠了6幅版画，丰富馆藏。
“无极伯伯和我父亲艺术品位相似，他们的作品流淌着内敛、丰富、复杂的情感，如同两人相似的背景：从东方来，在西方成名，接受的是两种文化的熏陶。”贝礼中说。
贝氏家族的香港情
“香港对父亲来说，亲密又熟悉。因着父亲的关系，我们也在香港有一众好友。”聊起香港，贝礼中语气中是满满亲切。
1917年，贝聿铭出生在广州。一年后，贝聿铭父亲贝祖贻离开原本任职的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前往香港，筹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并担任首任经理。贝聿铭也随父亲迁往香港，开始了在香港的时光。
上世纪20年代的香港，古老和新潮并存。有轨电车从香港岛北驶过，维港两岸林立的既有外国商行，也有中药店铺。幼年贝聿铭在这里成长，探索着这个城市的角落，第一次在东方世界里看见了西方。
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内尔在《贝聿铭传：现代主义大师》中写道，在香港的10年时光里，贝聿铭就读于港岛传统名校圣保罗书院，常去中国银行老楼找办公的父亲，放学后和同学在街边路摊上吃鱼蛋，时不时看着窄窄的街道两边高高的大厦出神。
1928年，因工作调动，贝祖贻举家搬迁至上海。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的邀请和父亲的建议下，已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师的贝聿铭决定重返故地，设计一座足以匹配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大都会的摩天大楼。
贝礼中回忆，设计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并不是一件易事。地皮狭窄，风力强劲、预算有限。“困难不会吓到父亲，他让大楼向上走，用极富创造力的方法解决了一个个难题。”
建成后的中银大厦结构如竹，四根混凝土柱撑起高度递增的四个三角形框架，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下，视觉效果也不相同。1990年，香港中银大厦正式启用，惊艳香江。
“父亲十分感激香港给予的机会，他对中银大厦倾注了全部心血。香港风力极大，而且我们的设计预算有限，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座高楼成为香港的地标。”贝礼中感慨。
1994年，贝聿铭受邀设计中国银行总行大厦，携子贝建中、贝礼中共同打造北京长安街上的明珠。2001年总行大厦落成，与香港中银大厦形成母子大厦。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新大厦也同样出自贝聿铭父子设计。
2017年，贝礼中完成香港旧中银大厦大楼修缮工程，使这座香港一级历史建筑再现富丽堂皇。
从香港，到北京，再到纽约，中国银行倾注了贝氏三代人的才智、情感与心血。“我们家族很荣幸能和中国银行保持如此长久的友谊。我每次来港，都会去中环中银大厦那里转一转。”贝礼中笑着说。
从未割舍的中国情愫
“我独特的、个人的建筑理念？人与自然相辅相成，这是我与生俱来、源自中国的。”贝聿铭在访谈录《贝聿铭谈贝聿铭》中这样阐释。
访谈录介绍，贝聿铭是发迹于苏州的贝氏家族后代。随父亲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后，贝聿铭应祖父要求，每年假期都回贝氏老宅狮子林学习打理家族事务。在上海，贝聿铭是银行家少爷，打撞球，出入高档餐厅，看美国电影；在苏州，贝聿铭则是贝氏家族长孙，在狮子林陪祖父听昆曲，看雨水从屋檐低落，听凉风穿过回廊。
少年的一切为成年打下底色。即使17岁便远赴美国，但贝聿铭骨子里仍然是东方内敛含蓄的人文主义，他的建筑设计也如此。
以《桃花源记》为构思的日本美秀博物馆，在沙漠引入流水的迪拜多哈博物馆，让光线做设计的巴黎卢浮宫金字塔，把建筑融入山脉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不只是建筑、文化，在各个层面，我们家族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贝礼中说。
1983年，贝聿铭荣获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他将10万美元奖金设立为奖学金基金，资助有抱负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毕业后将所学带回祖国。
贝礼中说，贝家人身上流传着对公共事业的崇敬心和使命感。在贝聿铭的晚年，他将重心放到公共空间设计上，设计了一座座美术馆、科学馆、垃圾焚化厂，并不止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能为中国设计一个戏院。
贝礼中也如此。如果有机会，他希望能在中国设计学校、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建筑，提升周边环境和人们生活水平，“这是我们家族的义务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