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外国的月亮也并不是那么圆。”终于拿到担保函后，叶问用一句玩笑化解了尴尬氛围。在《叶问4：完结篇》中，这是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台词，却是全片的支点，甚至可视为整个“叶问系列”中，最重要的一句台词。
　　与前三部相近，《叶问4：完结篇》依然以平民化故事为开始——身患癌症的叶问远赴美国，试图帮儿子叶正获取美国某私立中学的入学资格，但该校要求，必须拿到中华总会（当地华侨组织）会长的担保函。因叶问的弟子李小龙在美国开馆授徒，其中有洋弟子，违背了中华总会“不教洋人武术”的原则，而叶问又对李小龙的行为表示支持，使他与中华总会会长万宗华产生矛盾。
　　在生活中，这种普遍原则与具体经验之间的冲突，带有普遍性。与以往影视作品中营造出的民族英雄形象（如霍元甲、陈真、黄飞鸿等）不同，“叶问系列”呈现的是一个另类英雄：他很少谈家国天下，绝不主动出手，对所有人都以礼相待，不太看重胜负或“武林盟主”地位，只为捍卫道义底线，才不得不施展拳脚。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叶问这种“不尚争”的风格，或可称为儒侠。
　　这与叶问本人的经历有关。叶问出身于富家，妻子张永成出自晚清名臣张荫桓（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家族，虽处乱世，却始终保持着传统教养。据叶问的高足梁绍鸿回忆：“师父特别整洁，他不多说话，但很明显，说话时很简短很完整，说话前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他对我家里那些佣人，酒楼餐厅的侍应、服务员，从来都很客气。”
　　在武术比赛中，叶问平生未取得值得一提的成绩，但桃李满天下，去世时，港埠同行皆为之落泪，共推他为一代宗师。在叶问身上，展现出传统儒家人格中最灿烂的一面：自尊、善良、严于律己、平等待人、重视气节。
　　然而，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冲击下，这种曾被我们民族奉为典范的儒家人格遭遇空前困境，其中不通时变、拙于沟通、过度强调家长权威的短板，被充分显现出来，而《叶问4：完结篇》中并未回避这些缺点。
　　叶问拖着病体远赴异乡，自以为是在帮助孩子，却忽略了叶正的兴趣在习武、不喜欢上学。叶问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习武没有前途，认为孩子的反抗只是经验不足，随着年龄增长，自然会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这种自说自话、自我神圣，确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BUG——儒家强调等级观念，长辈对孩子承担无限责任，因此享受无限权力，使父辈与孩子间很难平等对话。
　　这种迂阔也体现在叶问对中华总会的理解上。
　　儒家是一种伦理至上的思想体系（李泽厚先生称其为“泛伦理主义”），一切行为必须以符合道德为前提，这就很容易走入教条的误区。因为没有在海外生活的切肤之痛，没有饱受欺负却无处哀告的体验，叶问从儒家“有教无类”原则出发，认为万宗华等人不教洋人武术是心态狭隘，希望他们转变思维，通过推广武术改变洋人的误会。这种想法因过于天真，很难与现实相匹配，却占据着道德制高点，令万宗华无法应对，只好讽刺道：您想教我怎么做事？
　　显然，叶问遭遇的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化问题：当传统失去效用时，我们是该放弃传统，一切以现实功利为指针，还是应不惜粉身碎骨，去捍卫前辈们几千年所珍视的原则？
　　坦率说，这是一个直到今天仍没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为更好地走向世界，不惜对传统过度否定；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心中，又有一种反复纠结、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身为炎黄子孙，我们无法说服自己：难道历史上的那些英雄豪杰，那些仁人志士，那些慷慨激昂、忠诚无畏，都已失去意义？都与我们的人格不再产生关联？
　　是做传统的遗民，还是做文化的孤儿，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叶问4：完结篇》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虽然万宗华努力用现实主义态度来化解危机，以保留最后的生存空间与荣誉感，但结果适得其反，小孩子间微不足道的纠纷，竟演变成赤裸裸的挟嫌报复。身陷囹圄后，万宗华终于明白：“忍无可忍时，便不需再忍。”当万宗华走上角斗场时，不再只为自己，而且自觉地承担起民族尊严的重任。而他的失败，给了叶问一个契机，即：突破个人修养的小格局，将修身、齐家升华到更高的公共层面。
　　没必要强调叶问的取胜，虽然这是《叶问4：完结篇》全片的高潮，但它并不是一场正式比赛，且对手未必能代表空手道。这场胜利的结果绝不是打倒一个人，而是改变了一个群体的偏见，使“通过推广武术改变洋人的误会”的道德设想变成现实。
　　换言之，叶问赢了，不等于“咏春拳天下第一”，而是意味着，以“天下大公之心，求共同进步”的儒家立场取得了胜利。叶问所捍卫的，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不同文化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正如胡适先生频繁引用的那句名言：“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而这，正是儒家思想中最有生命力的灵魂。
　　非常赞同这样的看法：《叶问4：完结篇》是《叶问》系列中最优秀的一部。它不仅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叙事节奏、动作设计等，且与前三部相比，更加从容。《叶问4：完结篇》没有回避儒侠精神的短板，并通过精描叶问的转化，给出它与现代精神融合的解决方案。
　　在前三部中，较少呈现叶问性格中的负面因素，而《叶问4：完结篇》则更坦率：叶问在处理与儿子叶正的关系时，儒家式的内敛使他无法理解儿子，以至掌掴叶正，父子二人陷入“冷战”。他斥责儿子，与斥责来捣乱的空手道教练，用的是同一句话——“够了”。这种“适可而止”“中庸之道”，不仅难以跨越文化的隔阂，也难跨越年龄的差距。
　　这既是叶问的困境，也是儒侠精神的困境。
　　然而，儒侠精神还有“吾日三省吾身”“苟日新，日日新”的一面，通过与万宗华女儿的交往，叶问意识到“仁者爱人”更高于道德矜持。爱最终战胜了骄傲，在越洋长途电话中，叶正对儿子说：“爸爸错了。”这背后，是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表达出《叶问4：完结篇》的创作者们对儒侠精神可以与时俱进、可以融入现代生活的信心。
　　在影片结尾，叶问亲自教叶正习练咏春拳，并让叶正将自己的动作录成视频。此处是向一段史实致敬：李小龙当年从美国专程到香港，想录制叶问的演示视频，在美国发售。叶问予以拒绝，表示咏春拳是公器，不能自己拿去卖钱。李小龙抱憾而去。
　　叶问当时经济条件不宽裕，其长子叶准后来说：“我家当时的生活，远比电影里颠沛流离得多。”《叶问4：完结篇》加入这一桥段，展现出叶问淡泊名利的同时，还有儒侠精神中普遍关怀的一面。这就可以理解，曾被误会成“女人拳”的咏春拳，为何能在全球已拥有500万练习者，与太极拳的国际影响力不相上下。
　　近年来，传统武术的实战能力如何，成为热门议题，连累功夫电影的影响力也在下降，体现出现代人内心的焦虑：片面崇尚力量，一切以胜负为准绳。
　　这种心态的形成，与传统功夫电影有一定关系。在亡国灭种压力下，老一代艺术家将家国情怀寄托在武侠身上，塑造出霍元甲等英雄形象，他们激于民族大义，对“东亚病夫”等符号深恶痛绝，拼死抗争。遗憾的是，一些观众因此产生误会，以为打赢才是骄傲，忽略了传统武术还有更丰富的侧面，它本可以超越对抗，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霍元甲等大侠所处的是一个特殊时代，他们被传诵至今，恰恰是因为，他们回应了时代的具体需要。随着时代变迁，和平发展已成今天的主流，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民族间既相互依靠又彼此竞争，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在此背景下，功夫电影是否也应与时俱进，是否也能回应时代的真问题？
　　显然，“叶问系列”，尤其是《叶问4：完结篇》做出了有益尝试。它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生活实践入手，刻画的是市井中的人，而非超人。作为侠者，叶问也要面对生活琐事，也会被环境、经验、偏执所误导，但只要以儒侠精神为指引，终会成就崇高。
　　《叶问4：完结篇》的魅力在于，通过对儒侠精神的塑造，为儒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该片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通过隐喻，我们才能明白，“外国的月亮也并不是那么圆”既不是嘲讽，也不是自闭，而是一种朴素的认知，这为日渐走向世界的人们提供了有益参考。
　　“叶问系列”已落下帷幕，儒侠精神却应长存。功夫电影不是“功夫+电影”，它同样要去探寻人间之路，同样要去设想共同的未来。唯此初心不变，则功夫电影将持续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