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结婚70周年，我拟了一副贺联：平常姻缘不离不弃甫成白金婚礼，艰难生活甘之如饴终有椿萱并茂。父亲把“平常姻缘”改成了“包办婚姻”。是的，没有再典型的包办婚姻了。1948年秋结婚时，父亲15岁不到，母亲16岁半，爷爷家需要一个能干活的媳妇，外公家需要一笔彩礼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未谋面的时候被一个叫做婚姻的东西拴在了一起。
　　娶媳妇是家庭的需要，跟自己似乎没有太大关系。婚后的父亲继续在陕甘宁边区黄陵联合中学上学，两年后考到延安师范速成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吴起（当时叫吴旗）县工作。母亲则成了爷爷奶奶家的主要劳力，全家七口人的纺棉抽纱织布做衣吃饭起居，以及畜禽喂养一应活计无所不做。父亲两三年才回家探亲一次，还因为各种运动要提前返回单位。1953年春，13岁的二爸与邻村一对父女相伴，赶着一头瘦小的毛驴沿着洛河峡谷穿行六七天把母亲送到吴起，这算是他们开始在一起生活了。1959年，二姐出生前夕，母亲回到黄陵老家，直到1962年再次去吴起。1966年家里成分定为地主，爷爷去世，为了帮助奶奶的生活，母亲带着我们姐妹又回到老家生活。这时农村已经是公社化了，母亲作为一名社员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分粮食。直到1974年，我们母女5人户口农转非，才搬到吴起和父亲一起生活。
　　在父母亲的婚姻里，前26年是聚少离多两地迁徙。40多岁以后他们一起经营家庭，适逢文革后期，政治形势极其狂热，经济生活极度贫穷。父亲每个月挣49块5毛钱，要供我们姐妹四个上学、插队、找工作，还要接济老家的一些用度，母亲一边料理家务一边提泥包、打石子做一些零工补贴家用。1978年父亲调到《延安文学》编辑部，两个姐姐参加工作，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母亲就全力管家，帮我们带孩子。1997年，64岁的父亲从《延安文学》副总编的岗位退休，二人世界正式开始。
　　跟所有的包办婚姻一样没有琴瑟和鸣，又跟大多数传统家庭不同，由于特殊的时代命运和性格使得他们连相敬如宾都做不到。在我的记忆里，吵架是我家从不缺少的内容，打架也不鲜见。大姐说“鸡猴泪交流”，属相不合！我没有见过爸爸跟妈妈之间任何温情的交流，而妈妈在吵架后用她仅有的文字能力写爸爸对不住她的“罪行”的样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他们结婚50周年的时候正流行补照婚纱照，我拉扯哄骗把他们带到照相馆，最后也是草草照了几张便装照作罢。他们对金婚的不屑态度让我相信，这桩没有感情只有责任的婚姻是两个人的悲哀。
　　出乎意料的是，去年国庆节前夕，父母亲主动提出要纪念一下白金婚！他们积极策划聚餐活动，满足欣慰之情溢于言表。看到他们如此珍视这个白金婚礼，我不禁感慨万千：爱情两个字啊，是怎么写成的？在白金婚宴上，孙子重孙子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祝福，女婿们也诚意十足地赞美并祝福二老。小妹以深情款款的主持词赞美了父母亲的伟大、我们这个家庭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两个姐姐各自讲了一些温馨的往事。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家人相互之间几乎从不相互美言，措辞用语总是批评居多。当我提议父母相互说出对方的一两个优点时，一向善于讲话的爸爸竟然哽咽难言，而自称没有文化的妈妈却慷慨地说：“你爸爸一辈子一是没有嫌弃我没有文化，二是没有嫌弃我生了四个女子。”
　　妈妈的话陡然使我想到舒婷的《致橡树》，没有攀附炫耀，没有温情的慰藉，甚至没有呵护关爱，却有着如此透彻的懂得！“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母亲生病时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外出散步时两人相互关照的情形，一幅幅不热烈却恳然的温情图景跃然眼前，几十年的艰辛生活滋养酿造了浓厚而历久弥坚的父母爱情！
　　我一直认为爸爸妈妈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由于完全不同的生活内容而无法交流，又由于彼此相似的倔强性格而互不相让，为了共同的责任放弃了感情，他们的婚姻是一曲爱情悲歌。
　　妈妈非常强干也非常要强，爸爸曾经调侃妈妈正月初一早上放炮都要放到别人家前面。爸爸工作离家远，赡养老人生产劳动所有事情都抗在妈妈肩上。那时候农村生活太苦了，烧柴要一背背砍，吃水要一担担挑。寒冬腊月，水窖周围滑得站不住脚，水桶滑到水里要小心翼翼地趴下捞，至今想起那个场面我都腿软。但妈妈庄稼活计不输人后，家里生活也样样都行，养猪能长膘养鸡肯下蛋，野菜杂粮能做出花样，生产队来了下乡干部都愿意安排在我家吃饭。遗憾的是，妈妈没有上过学，解放初上了几天识字班，之后可以跟爸爸写信了，现在也还可以看报纸。但是妈妈的一生没有自己，就是柴米油盐孩子丈夫，识字不多谈不上精神生活，更跟文学艺术挂不上关系。
　　而爸爸却是一生跟文字打交道。他从小上学，父母偏爱，妻子强干，生活上的事情从不操心。生活中的爸爸非常务实，只注重内容不在乎形式。爸爸的床头案边从来都是凌乱的，但有他自己的秩序。不用睁眼睛他都能摸到眼镜、鼻药、痒痒挠等等手头常用的东西，稿件笔记书籍也是一找就到，餐桌椅子一切带腿子的家具为了不磨损都被他用布头塑料袋包得像毛腿鸡一样。妈妈爱好干净整洁，无奈着抱怨着却无法改变。
　　爸爸是我们裴尧科村第一个文化人，在当时吴起那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小县城，爸爸是第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毕生笔耕，给陕北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物事件著书立传。他是中国作协会员，延安文学执行副主编。虽然算不上著作等身也是硕果累累。文学是爸爸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一生的精神苦旅。文革期间爸爸的小说被批判为毒草，让他经历了多次批判，45岁以前的爸爸一直是政治运动的对象。他曾经告诫我“文学是苦学，不要搞文学。”爸爸正直磊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一生正派上进自责极严，学习从不停止。对于子女教育也一样，除了学习之外爸爸不允许我们把时间浪费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吃饭走路都会跟我们讲故事，教背毛主席诗词，女红歌舞之类都严格限制，大姐因为喜欢剪纸没少挨骂。这种教育方式使得我们姐妹四个没有一个人能像我妈妈那样能干，特别是我，简便整理家务的方法经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
　　我有时候会替爸爸惋惜，如此自律上进一心沉浸于文学创作的人，面对一个没有文化一心只在衣食住行的妻子，该怎么交流？但每每看到妈妈诉说自己一生委屈的时候更为妈妈感到不平。
　　作为女人妈妈无可挑剔。“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干活不惜力气，一家老小照顾周全。爸爸从小体弱多病，到现在身体还能好于同龄人都得益于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照。姐姐们都记得，那时候家里仅有一点细粮都是留给爸爸的，爸爸30来岁就得了胃溃疡，硬是妈妈一口口热饭热菜给爸爸调理好的。文革期间，奶奶经常被拉上台子批斗，妈妈就怀揣一杯热水悄悄地跟在后面，小脚老太太要给生产队扫路铲雪掏粪，妈妈总是陪着干。更为压抑的是，妈妈只生了我们姐妹四个，在那个年代的北方，没有生下儿子成了她沉重的精神负担。生活劳苦贫穷精神压力都可以不计较，但得不到丈夫的温情呵护，女人的一生何其不幸啊！
　　理解妈妈的委屈，但我更深知爸爸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是文学创作带来的，家庭成分更是他无法言说的内心负担。我奶奶娘家有个侄儿是解放前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追杀时跑到我家藏匿被邻居举报，全家差点被国民党用机关枪扫射，爷爷曾经为此坐了几年监狱。但是解放以后由于我家当时有一个长年雇用的外地来的逃难人被认定为长工，定成分的时候我家又被定为地主。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族人之间闹矛盾，告状说地主打人，我爷爷又坐了共产党的监狱。屈冤郁愤导致爷爷病逝，奶奶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我们姐妹升学，入少先队、入团入党、招干工作都被成分压迫着，我在学校也经常因为地主子女之名而被欺负。作为长子的父亲无法忍受这个状况，20多年上访申诉没有停止，一直到1978年，所有成分被取消的前几个月，我家的成分被改定为中农。当时我在黄陵县上高中，父亲从吴起写信告诉15岁的我：忽然接到成分改定的消息后他泪落如雨泣不成声。因此，虽然很少说起，但是我知道，这个成分的问题给父亲一生造成了无以排解的精神负担。
　　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爸爸妈妈总是烦躁的，冲突矛盾经常出现，但他们又都是倔强的，他们坚韧不拔不离不弃，背负着共同的责任各自的悲伤努力前行。时间让一切和解，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感情在逼仄的空间悄悄生长，一株植根于封建土壤的爱情之树，历经风霜雨雪已然枝繁叶茂亭亭如盖。
　　如今，已达米寿的父母衣食无忧精神愉悦，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医疗有社会保障，出门有免费公交，政府关爱社会尊重，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幸福生活。父亲健朗豁达，每天写写毛笔字吼几嗓子秦腔，为了能够分享交流，建立了自己的博客与友人诗文唱和。他很关注社会发展变化，偶尔还参加一些征文投稿访谈节目，赞美这个伟大的时代。母亲依旧好强时尚，剁荞面腌酸菜，根据孩子们的口味安排做好饭菜叫我们回来吃饭打麻将。她戴上老花镜给重孙子们绣裹兜，父亲给她题字：“飞银针走红线，八十五岁巧绣兰。”她学会了微信，能够聊天转贴，还会在朋友圈点赞！由于母亲年轻时过劳落下腿脚病痛，从来不干家务的父亲主动承担了采买日常用品、水电费用缴纳等等零星活计。每每有朋友用艳羡的口吻给我说见到老人家互相搀扶着散步，我都感到无比欣慰自豪。
　　冯友兰先生有言，“何止于米，相期于茶”，我把心中的赞歌唱出来，祝福父亲母亲福寿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