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延安，人们正在凭票买东西。    封营庄摄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翻天覆地的70多年，是人民生活大改善的70多年。过去吃糠咽菜耐受熬煎，现在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任意选；过去几年都添不上一件新衣穿，现在能天天换新，男女老少各有风采。生活越来越美好，但是，我却不能忘记那些年与票证相伴的艰辛岁月。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近40年时间，是票证伴随我们度过的。对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啥是票证，更不会懂得票证岁月的酸甜苦辣，但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对此记忆犹新。
　　壹 物资匮乏，票证产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理通货膨胀。中共中央确立了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的方针，财政状况好转后，大规模回笼货币，通货膨胀的源头被封堵，物价迅速回落，新中国经济建设开始大展拳脚。1953年，新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但是粮食的增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召开，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新的粮食政策叫统购统销。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一切非粮食机构和私商，禁止跨行业经营粮食，农民运粮进城出售，由国营粮店或合作社收购”。
　　新的粮食政策执行第一年，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了。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为救灾需要，1954年至1955年，全国统算多购了23亿斤粮，加上许多地方有强迫命令和买“过头粮”等现象，加剧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程度。为此，国家于1955年3月紧急决定全国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制度。毛主席指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三定”的办法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1955年起，“三定”政策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缺粮户的粮食供应量，每年核定一次。同时规定：市镇粮食统销由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粮票就这样诞生了。
　　布票先于粮票。1954年9月15日起，根据国家《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所有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和私营织布厂、印染厂和手工业生产纱棉布和机纱手纺纱棉布，一律由国营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不得自行出售；所有列入中央商业部计划供应范围的棉布及棉布复制品不论花色、品种和质量，在全国一律采取分区，实行定量计划供应的办法。从此，布票即广泛地被使用起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除必备的粮、油、布票外，从1962年开始，经常使用的还有林林总总的各种购物卡、券、证、票，如肉票、烟票、酒票、肥皂票、奶票、糖票等。随着商品供应的增减，一些商品时而不需凭票，时而又得凭票购买。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就有一百多种商品需要凭票购买。小到火柴，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卡、券、证、票是全国使用种类最多的购货凭证。
 　 贰 日子虽苦，大家一样
　　有人不了解票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实行票证的意义，甚至为其抹黑是十分错误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票证平衡了中国亿万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换来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服务初心的一个伟大创举。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土改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对粮食的囤积问题。国家对农民收获的粮食，在“三定”的基础上进行统购。农民实产低于定产，国家以返销粮给予补贴，增产时通过奖励的办法增加收购，这样就稳定了农民和农村。正如毛主席说的，“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统购统销政策让国家掌握了粮食，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分配，对象主要是城镇人口，办法是按照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供应不同数量的粮食。各地情况不同，我们延安地区的每月标准是：1.城镇居民：不满1周岁5斤，满1周岁8斤，满2周岁11斤，满3周岁13斤，满4周岁15斤，满5周岁17斤，满6周岁19斤，满7周岁21斤，满8周岁22斤，满9周岁24斤，10周岁以上27.5斤。2.干部职工：干部30斤，营业员、服务员31斤，勤杂、报务员、理发员33斤，锅炉工、炊事员、保管员35斤，线路工37斤，汽修工、水暖工39斤，木工、瓦工41斤，大车司机38斤，小车司机35斤，煤矿井下、炼钢炉前工54斤。3.学生：大专：男34斤，女32斤；中专：男33斤，女31斤；高中：男女均为31.5斤；初中：男女均为30斤；体院：男38岁，女38斤；戏校：演员、吹管、打击35斤，弦乐33斤。4.军队：现役军官和士兵，按中国人民解放军给养标准规定的粮食定量进行供应，其他各类人员也都根据劳动强度制定了定量标准。
　　粮食分配甚至细化到粗粮和细粮，细粮主要是面粉，一般占30~40%，大米有时逢年过节供1.2斤；粗粮主要是玉米面，小米占10%，或只供1.2斤。粮食之外，生活必备的食用油也实行分配制。食油的分配不分年龄和身份，每人每月4两。逢年过节形势好时，会适当多供一点。
　　口粮标准划分如此之细，足以说明粮食的紧缺程度，肉食和蔬菜副食品更是供不应求，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大家都得勒紧裤带过日子。好在国家详细规定了每个人的吃粮标准，大家都按计划吃饭，普遍过着低标准的苦日子。
　　票证出现之后，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票证的影响。比如外出，首先就要准备好粮票，不然连饭都吃不成，如果是出省还要把本省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过年过节准备添置衣服，就要清查一下自己的布票是不是够买衣料或成衣，假如想从外地买，还得有外地的布票。购买其他商品也是一样，你到哪里买东西，就要有哪里的票证，否则根本买不到凭票证供应的紧缺商品。
　　那个年代吃粮、打油、买布……几乎所有重要的商品都要凭票购买，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活。日子虽然艰难，但大家都一样。比如干部下乡吃派饭，不论职务高低，除规定的现金还都得按标准交粮票，如有走后门或多吃多占，即会受到严肃处理。就连毛主席每月口粮也才26斤，曾经有过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纪录。还发生过周总理请客要求客人自备粮票的故事。
　  叁 不忘艰难，珍惜当下
　　票证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体制的产物，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居民进行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工具。
　　各种票证的发行是随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例如肉票，西安市1955年下半年实行凭票供应，1957年敞开供应，1960年又开始凭票供应，1965年又敞开供应，1969年再次凭票供应。供应数量每次不等，1960年至1962年，供应量最低，每人每月仅为2两，在五一、国庆、春节等节日增供半斤到2斤不等。
　　可以说，票证是经济的晴雨表。各种票证增多时，说明经济状况在恶化。而票证供应的商品减少时，说明经济状况好转。在实行票证的近40年中，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到1976年，是票证种类最多的两个时期。1979年开始，粮食统购指标在1971年确定的“五年不变”的基础上，每年核减50亿斤，同时增加粮食进口；
　　1982年开始，生产队、组、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有权处理多余的粮食，国家除统购外，还开展议价收购。
　　随着物资供应的日益丰富，布料市场逐步放开，布票的功能和作用逐步萎缩。加上化学纤维、合成纤维材料的迅猛发展，单纯依赖布票的现象大大改观，到后来甚至出现棉布积压的局面。1983年11月，国家商业部宣布，从当年12月1日起全国免收布票，1984年起停发布票，流通了30年的布票，终于正式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1985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制度，各地陆续敞开了粮食供应，粮票不再成为购粮的凭证。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轻工产品的产量和品种逐步增加，大大改善了市场供应，凭票供应的日用品迅速减少。到80年代中期，凭票供应的商品已是凤毛麟角。90年代以后，消费品市场逐步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消费者终于可以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市场上自由选购商品，至此，所有票证都已成为历史。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国家实行票证制，对稳定社会、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亲身经历票证岁月的那一代人，我们深刻理解国家的艰难。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重提那一段艰苦岁月，更多的是想提醒后辈们勤俭节约，不忘艰苦奋斗的精神，要能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珍惜眼下的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