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编者按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上有一个传奇人物，他一人参与创建过两个党派，担任过两个党派的中央主席。抗战胜利前夕，他到延安作了一次访问，在杨家岭留下了和毛泽东共话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历史周期率”。在十九大报告里，再次提到了“历史周期率”——“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945年7月1日9时35分，重庆九龙坡机场飞起了一架美式飞机，机上的乘客是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等6人。飞机起飞后，一直向北、向北，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黄土高原腹地的古城延安。乘客们的心情很是凝重，心思自然纷繁。这次延安之行，来之不易。抗战的局势越来越明朗，日本帝国主义的被打败的结局已经注定。从6月份开始，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7人向蒋介石提出访问延安。蒋介石此时也想探探延安的“底牌”，就“非常宽大”地愿与各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商谈。黄炎培一行终于获得了访问延安的机会。
　　临近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黄土高原上的古城延安。一下飞机，黄炎培一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去东关飞机场欢迎他们。7月的延安，正是暑热的季节。延安给重庆来的客人每个发了一顶草帽，大家在机场握手、交谈、合影。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脸愕然，不知道初次相会的毛泽东何出此言。交谈后才知道，1920年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欢迎仪式结束后，他们坐着10人座位的汽车进入了延安城。黄炎培一行看到，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没有看见茶馆，没有看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没有看见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颀。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短发，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延安的山水、人物等等万千气象都让黄炎培耳目一新。
　　中午，黄炎培一行在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参加了宴请。餐毕，他们到南关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2日下午，他们一行6人赶往杨家岭，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宾主双方从杨家岭的山坡通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在“飞机楼”的三层会客厅进行了座谈。一进门让黄炎培吃惊不已的是，在会客厅的墙壁上竟然挂着一幅自己题过字的画。这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所作，画上是一壶酒和几个杯子，瓶上写着“茅台”二字。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这幅画是沈叔羊在重庆开画展时，为沈钧儒“画以娱之”的。沈叔羊请黄炎培题词。此刻，在延安见到旧作，真是让黄炎培既惊且喜，知道中共是把自己一行当真朋友的。
　　会谈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交流。晚间，中共中央在大礼堂设宴接待了他们。饭后还一道观看了欢迎晚会。李富春主持了晚会，周恩来致词。左舜生代表重庆一行讲话，他介绍了中国民主同盟，及对于中国的看法。晚会到夜半12时才结束。
　　在接下来几天里，黄炎培实地参观了延安木器厂、合作社等单位，还访问了丁玲、陈学昭等老朋友。陈毅、范文澜等人也会见了他。连日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呼领导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中央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实地走访，黄炎培看到了延安蕴藏的勃勃生机，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真挚情意。7月4日下午，黄炎培一行到达杨家岭辞行。毛泽东送给他们一份谈话记录，这是黄炎培等6参政员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3次正式商谈达成的共识。双方以《会议纪要》形式达成了停止国民大会进行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两点协议。这个协议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达成的第一个正式协议，体现了双方求同存异的精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
　　晚间，毛泽东设宴款待客人。黄炎培兴致勃勃地说：“就我所看到的，（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这都能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中共领导人微笑应答。
　　黄炎培对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话，表情凝重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联想到重庆的政治氛围，黄炎培感慨地说：“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沉浸在兴奋之中的黄炎培凌晨4点就起床了。陈学昭陪同他到市场沟买了一些延安土特产。有吃的、玩的，最让他喜欢的是用陕北黄土做的一匹泥马，上面骑着一个陕北妇女，活灵活现。早餐之后，他们匆匆赶往飞机场，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机场送别。下午4时左右，他们飞回重庆。九龙坡机场迎接他们的，只有一场冰凉的倾盆大雨。
　　延安五日访问，黄炎培心绪难宁。他口述，由妻子姚维钧执笔撰写了《延安归来》，并突破压力出版了这本书，向国统区群众详细宣传了延安观感、人物印象、政治作风，让全国的人民看到了一个心系百姓大众、紧密联系群众的政党形象。书很快被抢购一空，不得不连续加印。
　　黄炎培一行延安之行，是民主党派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的现场体验和考察。共产党人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的爱民为民风气，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和蔼亲民的君子风格，直接影响了黄炎培等人。为日后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斗争奠定了政治基础，让内战爆发前夕的中国和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了延安。而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也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