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阅读提示
延安时期，作为中央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中央组织部的任务是管理党政军民学各类干部的调动与配备，各地党委的组织工作，各地人员来往的输送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培训教育等。为完成繁重的任务，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也就应运而生。它为中组部开展干部接待、外交宣传、联络输送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陕北近13年，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使革命力量重新得到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加强了自身建设，完善了组织机构。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党在延安还建立健全了后勤保障工作，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部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部门的工作却一直不为人所知。
1935年11月，党中央初到陕北根据地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下设七部一局。当时中央组织部只有一个部长和干部科、组织科，部长李维汉。1935年11月7日，中组部随同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瓦窑堡期间，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开始正常运作。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地方党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组织科参与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学员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接待工作就成了中央机关一项重要任务。
1936年1月26日，西北办事处第四号命令增设外交部，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7月9日左右，中组部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今志丹县）。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原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调整后外交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一个招待科。
1937年1月，党中央和组织部由保安迁驻延安。中组部招待科设在延安大东门里的抗大校部（府衙门）对面（今药材公司处），时称外交部招待所。初到延安时，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凤凰村半山上。7月，组织部长博古离开延安。8月，李富春回到延安接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在主持工作期间，中共第一次“接待工作会议”召开。李富春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对交际处的工作作了极其重要的全面指示。根据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中组部也加强了接待工作。
12月，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陈云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陈云担任部长后，鉴于外交部（博古任部长）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建议中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1月，中组部派金城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做边区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5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40年又改为交际处。毛泽东要求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实行“统一接待”，要求接待交际部门列为行政编制，编制、经费等由边区政府负担，但政治上、业务上归中央组织部领导。
交际处最初驻地在延安城内大东门北侧，管理着三个招待所，分别为西北旅社、第二招待所和第三招待所。西北旅社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第二招待所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是一个坐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设有三间“特级”客房，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以及英国记者贝特兰访问延安时就住在这里。1938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派考察团到延安时也在此下榻。第三招待所位于大东门的基督教堂侧面。实际就是利用教堂改设的，许多人称之为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实际主管的招待所。
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接待对象主要是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回来的同志。陈云、李富春两位部长，还有秘书长邓洁，都经常过问招待所工作。询问接待工作的情况，住在那里的同志有什么要求，思想上有什么问题等。他们要求一定要把招待所工作办好，要使同志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招待所想方设法为同志们搞好服务。他们把客人中的党员编为一个党支部，支部要组织学习，过组织生活。招待所的所长兼任支部书记，既管生活，又管学习和思想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所长的有王世明、常琳、李志龙、黄泽夫等。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后，中组部搬迁到北郊小沟坪两排土窑洞里。轰炸中，西北旅社、天主教堂被焚毁。交际处迁往延安南关的市场沟南侧西山下。当年有20多孔窑洞、50多间平房、两座楼房（每座两层，每层20多间）。由于延安古城被严重焚毁，加上日本飞机此后几年间17次空袭延安，党中央机关基本全部迁出了老城，在周围山沟里居住。在此期间，中组部的接待工作就在交际处。
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9月，中组部迁住小沟坪，人员增加到五六十人。正副部长下设有秘书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交通工作科。随着形势变化，中组部的接待工作又多了起来。资料显示，当时中组部招待所设在陕甘宁文化协会的新会址（西北旅社旧址）。还有说法是中国女子大学旧址改成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1941年秋，中组部招待所由小沟坪搬迁到杨家岭，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也由小沟坪搬迁到杨家岭。1944年8月23日又由杨家岭迁回小沟坪中央党校的北山下办公。
1943年初，中组部利用位于兰家坪的“文抗”（马列学院附近）作家下乡或遣散后，空出的窑洞恢复了招待所。
1947年3月，中组部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除廖志高等少数跟毛泽东转战陕北外，组织部其他部门和大部分人员由副部长安子文率领前往中央工委驻地河北平山县。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也迁到此地。
中央组织部在延安留下的这些旧址，为我们学习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各级组织部门和工作人员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中组部招待所在延安这段历史也成了党在延安的机关事务建设和后勤保障工作的见证。
延安时期，作为中央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中央组织部的任务是管理党政军民学各类干部的调动与配备，各地党委的组织工作，各地人员来往的输送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培训教育等。为完成繁重的任务，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也就应运而生。它为中组部开展干部接待、外交宣传、联络输送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陕北近13年，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使革命力量重新得到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加强了自身建设，完善了组织机构。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党在延安还建立健全了后勤保障工作，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部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部门的工作却一直不为人所知。
1935年11月，党中央初到陕北根据地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下设七部一局。当时中央组织部只有一个部长和干部科、组织科，部长李维汉。1935年11月7日，中组部随同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瓦窑堡期间，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开始正常运作。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地方党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组织科参与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学员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接待工作就成了中央机关一项重要任务。
1936年1月26日，西北办事处第四号命令增设外交部，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7月9日左右，中组部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今志丹县）。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原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调整后外交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一个招待科。
1937年1月，党中央和组织部由保安迁驻延安。中组部招待科设在延安大东门里的抗大校部（府衙门）对面（今药材公司处），时称外交部招待所。初到延安时，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凤凰村半山上。7月，组织部长博古离开延安。8月，李富春回到延安接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在主持工作期间，中共第一次“接待工作会议”召开。李富春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对交际处的工作作了极其重要的全面指示。根据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中组部也加强了接待工作。
12月，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陈云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陈云担任部长后，鉴于外交部（博古任部长）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建议中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1月，中组部派金城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做边区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5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40年又改为交际处。毛泽东要求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实行“统一接待”，要求接待交际部门列为行政编制，编制、经费等由边区政府负担，但政治上、业务上归中央组织部领导。
交际处最初驻地在延安城内大东门北侧，管理着三个招待所，分别为西北旅社、第二招待所和第三招待所。西北旅社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第二招待所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是一个坐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设有三间“特级”客房，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以及英国记者贝特兰访问延安时就住在这里。1938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派考察团到延安时也在此下榻。第三招待所位于大东门的基督教堂侧面。实际就是利用教堂改设的，许多人称之为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实际主管的招待所。
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接待对象主要是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回来的同志。陈云、李富春两位部长，还有秘书长邓洁，都经常过问招待所工作。询问接待工作的情况，住在那里的同志有什么要求，思想上有什么问题等。他们要求一定要把招待所工作办好，要使同志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招待所想方设法为同志们搞好服务。他们把客人中的党员编为一个党支部，支部要组织学习，过组织生活。招待所的所长兼任支部书记，既管生活，又管学习和思想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所长的有王世明、常琳、李志龙、黄泽夫等。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后，中组部搬迁到北郊小沟坪两排土窑洞里。轰炸中，西北旅社、天主教堂被焚毁。交际处迁往延安南关的市场沟南侧西山下。当年有20多孔窑洞、50多间平房、两座楼房（每座两层，每层20多间）。由于延安古城被严重焚毁，加上日本飞机此后几年间17次空袭延安，党中央机关基本全部迁出了老城，在周围山沟里居住。在此期间，中组部的接待工作就在交际处。
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9月，中组部迁住小沟坪，人员增加到五六十人。正副部长下设有秘书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交通工作科。随着形势变化，中组部的接待工作又多了起来。资料显示，当时中组部招待所设在陕甘宁文化协会的新会址（西北旅社旧址）。还有说法是中国女子大学旧址改成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1941年秋，中组部招待所由小沟坪搬迁到杨家岭，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也由小沟坪搬迁到杨家岭。1944年8月23日又由杨家岭迁回小沟坪中央党校的北山下办公。
1943年初，中组部利用位于兰家坪的“文抗”（马列学院附近）作家下乡或遣散后，空出的窑洞恢复了招待所。
1947年3月，中组部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除廖志高等少数跟毛泽东转战陕北外，组织部其他部门和大部分人员由副部长安子文率领前往中央工委驻地河北平山县。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也迁到此地。
中央组织部在延安留下的这些旧址，为我们学习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各级组织部门和工作人员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中组部招待所在延安这段历史也成了党在延安的机关事务建设和后勤保障工作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