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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前的文艺盛会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78周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这次会议的来由、过程及其影响，一直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人们所重视的。在今天来回顾这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巩固和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37年1月进驻延安，开始了迄今具有神奇色彩的“延安时期”。在此之前，第一个从上海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丁玲于1936年11月到达保安，并随即发起建立“中国文艺协会”，标志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开端。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从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更多，1941年皖南事变后，又有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最高峰时，延安的文化人达到了六七千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怀抱着救国救民之志，在风雨飘摇的黑暗时代，苦无出路，惟有奔向延安寻求光明。他们到延安后，也立即被延安的新气象所感染、所激动、所鼓舞，因而随即投入延安的各种活动，并凭借着文化人的活跃天性，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文化活动。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工作，尽管当时遭到国民党当局围困，经济状况窘迫，但苏区仍是文艺社团接连出现，文艺刊物纷纷刊行，各类学校陆续开办。当时的延安，天空飘扬着激昂的歌声，空气中弥漫着必胜的信心。
但是，随着来到延安的文化人越来越多，不仅由于经历不同，观念各异，而且一些文化人的旧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投入革命潮流而彻底改变，一遇现实与理想有了差距，即刻以为理想破灭。于是，一方面出现了各种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延安在草创时期的一些未臻完善的现象不满，因而对于文艺的根本任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文艺工作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歌颂与暴露、讽刺与爱护等方面的具体文艺问题出现了观点上、作风上的偏向和风气。而且这种现象在延安的政府机关和政治活动中也出现了。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现象不利于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行。因此，在延安整风中，文艺界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演说，之后又多次发表演说。与此同时，文艺界的整风问题也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就在这期间，文艺界出现了一系列不合宜的声音。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3日、23日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罗烽发表《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活动。4月8日萧军发表《论同志之“爱”与“耐”》。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不协调”问题的方案，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之后，毛泽东亲自找人了解文艺界的思想状况，并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做准备工作，先后找了萧军、丁玲、艾青、舒群、欧阳山草明夫妇、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20余人谈话。毛泽东在与萧军谈话时，萧军问毛泽东：延安有没有文艺政策？毛泽东表示，由于战争，还来不及制订，并表示要考虑制订。之后，萧三也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制订文艺政策。毛泽东还与“鲁艺”部分教员作过集体谈话。他还特别请作家们注意收集反面的意见，避免片面性。同时也将谈话对象所写的对于文艺问题的看法，加以修改后予以发表。
当时延安文艺界人员主要分三部分：一是中央文委系统，下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等；二是地方（陕甘宁边区）文委系统，下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三是部队文艺系统，下辖部队艺术干部学校、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等。人才相对集中的又是“文抗”与“鲁艺”。毛泽东找“鲁艺”副院长周扬、《解放日报》副刊负责人舒群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萧向荣开列了一些名单，然后加上毛泽东所熟悉的一些人，然后又听取了李伯钊等人的意见，除了延安文艺家外，又加上了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和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最终与凯丰一起审定了会议代表名单。
毛泽东把参会人员名单交给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发出了用粉红色油光纸印的请柬。正文是：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同志
毛泽东、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1942年5月2日下午1点半，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召开文艺座谈会。会场设在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作了引导性讲话。他着重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一开始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率领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率领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泽东讲完后，开始讨论。开始一时冷场，毛泽东就提议萧军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就发言，谈了作家与外界的关系、作家对内界的关系、作家对自己姊妹行艺术的关系、作家对作家的态度等四方面问题。之后艾青、欧阳山、贺龙、罗烽、何其芳、草明、李伯钊、李又然、杜矢甲、徐特立等10多位代表发言。发言热烈、深入，还不时发生激烈的争论。会议开到晚上约10点半才结束。
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又分组在各自机关进行了小组讨论。就第一次会上的发言各抒己见。《解放日报》还把经过整理的萧军、艾青等人发言刊登出来，配合讨论。
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不断做记录。丁玲、艾思奇、周文、柯仲平、欧阳山尊、张庚、吕骥、伊明、塞克、何思敬、萧三、周扬、萧军等十余人发了言，主题都是围绕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理解。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和从晋西北回来的第一二零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发言，谈到基层群众和前线指战员对文艺的渴求，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反响。23日上午10点，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严文井、张贞黻、陈云、博古、艾青、萧军、朱德等人发了言。整个会议始终热烈、紧张。下午朱德最后一个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朱德讲话结束后，摄影师吴印咸提出要给毛泽东拍照片，但室内光线不良，要求到门外拍，毛泽东遂建议休会，全体在门外合影。合影时，毛泽东招呼大家坐，又左右环顾着说：“丁玲在哪里呢？照相靠近点嘛！不要明年又写《三八节有感》。”看见丁玲离他仅三个人，在朱德旁边就坐时，才放心地坐下了。由于人多，摄影师吴印咸指挥大家将室内桌凳搬出来，在会议室门口摆成六排，前排坐马扎，二排坐凳子，三排站着，四排站到凳子上，五排六排是把长凳搁到会议室门口的台阶上。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觉得可能会等很久，就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也有人跑到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误了时间，也有人对照相不感兴趣，没有被摄入镜头。
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并无严格的限制，据多种不同记载，三次会议参加者有所不同，从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实际先后参会的大约有140人左右，除了摄影时错失机会的，也有参加前两次会议，而未参加第三次会议的。因此，参加合影的共105人。
合影完毕，大家先吃晚饭。饭后继续开会，因为听说毛泽东要作总结，各单位都通知了一些人去听，因人多，会场移到办公厅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总结。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讲完时，已是星斗满天。在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落下帷幕。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并解决了对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及实践问题：例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毛泽东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20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通知把这个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读文件。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文艺工作者研究实行，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所有文艺部门中去。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也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讲话。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很多作家都遵循毛泽东的指向，纷纷下乡深入生活、奔赴前线体验生活，致力于为基层群众和军队创作和服务，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的思想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接受并实践，使他们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观念和做法，从而创作出了一大批为边区群众以至于全国老百姓喜闻乐见而又深刻有力的文艺作品。1943年春节出现了新秧歌和新年画，之后接连出现了新歌剧《白毛女》、评剧《逼上梁山》、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等名作，并一直引导着、影响着中国文艺家们投身于文艺事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始终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在7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次盛会时，仍然让人感到兴奋和鼓舞，我们也必将在这次盛会的指引下，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延安精神武装头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巩固和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37年1月进驻延安，开始了迄今具有神奇色彩的“延安时期”。在此之前，第一个从上海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丁玲于1936年11月到达保安，并随即发起建立“中国文艺协会”，标志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开端。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从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更多，1941年皖南事变后，又有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最高峰时，延安的文化人达到了六七千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怀抱着救国救民之志，在风雨飘摇的黑暗时代，苦无出路，惟有奔向延安寻求光明。他们到延安后，也立即被延安的新气象所感染、所激动、所鼓舞，因而随即投入延安的各种活动，并凭借着文化人的活跃天性，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文化活动。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工作，尽管当时遭到国民党当局围困，经济状况窘迫，但苏区仍是文艺社团接连出现，文艺刊物纷纷刊行，各类学校陆续开办。当时的延安，天空飘扬着激昂的歌声，空气中弥漫着必胜的信心。
但是，随着来到延安的文化人越来越多，不仅由于经历不同，观念各异，而且一些文化人的旧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投入革命潮流而彻底改变，一遇现实与理想有了差距，即刻以为理想破灭。于是，一方面出现了各种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延安在草创时期的一些未臻完善的现象不满，因而对于文艺的根本任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文艺工作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歌颂与暴露、讽刺与爱护等方面的具体文艺问题出现了观点上、作风上的偏向和风气。而且这种现象在延安的政府机关和政治活动中也出现了。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现象不利于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行。因此，在延安整风中，文艺界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演说，之后又多次发表演说。与此同时，文艺界的整风问题也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就在这期间，文艺界出现了一系列不合宜的声音。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3日、23日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罗烽发表《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活动。4月8日萧军发表《论同志之“爱”与“耐”》。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不协调”问题的方案，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之后，毛泽东亲自找人了解文艺界的思想状况，并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做准备工作，先后找了萧军、丁玲、艾青、舒群、欧阳山草明夫妇、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20余人谈话。毛泽东在与萧军谈话时，萧军问毛泽东：延安有没有文艺政策？毛泽东表示，由于战争，还来不及制订，并表示要考虑制订。之后，萧三也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制订文艺政策。毛泽东还与“鲁艺”部分教员作过集体谈话。他还特别请作家们注意收集反面的意见，避免片面性。同时也将谈话对象所写的对于文艺问题的看法，加以修改后予以发表。
当时延安文艺界人员主要分三部分：一是中央文委系统，下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等；二是地方（陕甘宁边区）文委系统，下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三是部队文艺系统，下辖部队艺术干部学校、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等。人才相对集中的又是“文抗”与“鲁艺”。毛泽东找“鲁艺”副院长周扬、《解放日报》副刊负责人舒群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萧向荣开列了一些名单，然后加上毛泽东所熟悉的一些人，然后又听取了李伯钊等人的意见，除了延安文艺家外，又加上了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和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最终与凯丰一起审定了会议代表名单。
毛泽东把参会人员名单交给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发出了用粉红色油光纸印的请柬。正文是：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同志
毛泽东、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1942年5月2日下午1点半，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召开文艺座谈会。会场设在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作了引导性讲话。他着重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一开始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率领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率领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泽东讲完后，开始讨论。开始一时冷场，毛泽东就提议萧军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就发言，谈了作家与外界的关系、作家对内界的关系、作家对自己姊妹行艺术的关系、作家对作家的态度等四方面问题。之后艾青、欧阳山、贺龙、罗烽、何其芳、草明、李伯钊、李又然、杜矢甲、徐特立等10多位代表发言。发言热烈、深入，还不时发生激烈的争论。会议开到晚上约10点半才结束。
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又分组在各自机关进行了小组讨论。就第一次会上的发言各抒己见。《解放日报》还把经过整理的萧军、艾青等人发言刊登出来，配合讨论。
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不断做记录。丁玲、艾思奇、周文、柯仲平、欧阳山尊、张庚、吕骥、伊明、塞克、何思敬、萧三、周扬、萧军等十余人发了言，主题都是围绕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理解。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和从晋西北回来的第一二零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发言，谈到基层群众和前线指战员对文艺的渴求，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反响。23日上午10点，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严文井、张贞黻、陈云、博古、艾青、萧军、朱德等人发了言。整个会议始终热烈、紧张。下午朱德最后一个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朱德讲话结束后，摄影师吴印咸提出要给毛泽东拍照片，但室内光线不良，要求到门外拍，毛泽东遂建议休会，全体在门外合影。合影时，毛泽东招呼大家坐，又左右环顾着说：“丁玲在哪里呢？照相靠近点嘛！不要明年又写《三八节有感》。”看见丁玲离他仅三个人，在朱德旁边就坐时，才放心地坐下了。由于人多，摄影师吴印咸指挥大家将室内桌凳搬出来，在会议室门口摆成六排，前排坐马扎，二排坐凳子，三排站着，四排站到凳子上，五排六排是把长凳搁到会议室门口的台阶上。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觉得可能会等很久，就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也有人跑到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误了时间，也有人对照相不感兴趣，没有被摄入镜头。
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并无严格的限制，据多种不同记载，三次会议参加者有所不同，从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实际先后参会的大约有140人左右，除了摄影时错失机会的，也有参加前两次会议，而未参加第三次会议的。因此，参加合影的共105人。
合影完毕，大家先吃晚饭。饭后继续开会，因为听说毛泽东要作总结，各单位都通知了一些人去听，因人多，会场移到办公厅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总结。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讲完时，已是星斗满天。在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落下帷幕。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并解决了对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及实践问题：例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毛泽东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20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通知把这个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读文件。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文艺工作者研究实行，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所有文艺部门中去。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也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讲话。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很多作家都遵循毛泽东的指向，纷纷下乡深入生活、奔赴前线体验生活，致力于为基层群众和军队创作和服务，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的思想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接受并实践，使他们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观念和做法，从而创作出了一大批为边区群众以至于全国老百姓喜闻乐见而又深刻有力的文艺作品。1943年春节出现了新秧歌和新年画，之后接连出现了新歌剧《白毛女》、评剧《逼上梁山》、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等名作，并一直引导着、影响着中国文艺家们投身于文艺事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始终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在7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次盛会时，仍然让人感到兴奋和鼓舞，我们也必将在这次盛会的指引下，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延安精神武装头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