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之上，俯瞰黄土高原。陡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一片浓墨重彩的绿。鳞次栉比的高楼被深深浅浅的绿意环绕着；沟沟峁峁青、绿的底色中，烂漫着山花，摇曳着果实。这里是革命圣地延安，它不再是人们印象中荒山秃岭、漫天黄土的旧模样。
　　巍巍宝塔伫立，滚滚延河涌动。在党中央带领下，延安人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仅让黄土地改换新颜，还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整体脱贫。如今，冬去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在为实现小康梦努力奔忙。
　　风沙、洪水——记忆中的困苦时光
　　说起几十年前的延安，在许多有了些岁数的人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沙尘暴肆虐，尘满面、土满身。大地就如同老电视剧里的场景一样，纵横的沟峁、光秃秃的山梁，单调的底色上仿佛能听到苍凉的歌声——“翻了架圪梁拐了道弯，满眼眼都是黄土山”。
　　“早年间的三四五月，我们这沟里、塬上，整日刮大风。那风一来的时候，远远就能先瞧见一个高几十米的黑台子，眼看着刮到跟前，连太阳都遮了。瞬间白天里就黑得啥也看不见了。”延安市宜川县辛户村村民张延刚说。
　　“那时候，这些山几乎都是秃的。去山上种地，连一棵能遮阴的树都找不到。”在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闫志雄坐在被绿色环绕的自家小院中，回忆起20多年前的情形，仍不住感慨，“下一场山水褪一层泥，种一茬庄稼剥一层皮。村里人每家种几十亩地，却还可能饿肚子。”
　　“狂风阵起，哪辨昼与昏，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这是文人诗作对那时延安的描述。当地人回忆，“过去我们这里的人，男的不敢穿白衬衫，女的不敢穿白裙子。出去转一圈，回来就剩土色了。家家门后都挂着个掸子，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掸土。”
　　资料显示，20世纪末，延安水土流失面积高达2.88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入黄河泥沙2.58亿吨，约占入黄泥沙总量的六分之一。
　　外界很难想象，素以干旱著称的黄土高原，许多人却有着“跑洪水”的记忆：没树没草的秃山存不住雨水，一下大雨就暴发山洪，连牲口都能冲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延安，几乎每个村子都安有大喇叭，一下雨，村里就有专人在喇叭里通知村民“跑洪水”。
　 50年前，在志丹县永宁镇，李玉秀的婆姨被山洪冲走了。“那年，二十来个人一起上地，山里下大雨发了洪水，大家只能各自找地方跑。洪水过了，人们发现少了我婆姨。”隔着几十年时光的诉说仍难掩悲意，李玉秀用衣袖拭了拭眼角。
　　土地何时不再贫瘠多灾？生活何时不再贫穷困苦？延安人苦苦追问。
　　禁牧、种树——延安人的坐言起行
　　祖祖辈辈生活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年复一年的贫困生活让延安人开始反思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想要绿水青山，只有做出改变，但这又谈何容易？
　　改变之风起于延安生态最为恶劣的吴起县。1997年，把山羊养殖作为支柱产业的吴起县，邀请世界粮农组织的专家前来考察畜牧业。
　　“我们的本意是想请专家支招，让我们把山羊养殖做大做强。但专家实地考察后却提出，吴起的生态太过脆弱，不能再放羊了！”时任吴起县畜牧局副局长的高增鹏说。专家指出，山羊散养在山上，不仅会吃草叶，还会用蹄子把草根刨出来吃掉，甚至连树皮也啃食一光。散养山羊对植被的破坏太严重了。
　　这记警钟引起了时任吴起县委书记郝飚的重视。在经过深入调研之后，吴起开始实施封山禁牧、植树种草、舍饲养羊，一次性淘汰散牧山羊23.8万只。这是一次颠覆当地人观念的变革。
　　禁牧之初，很多农民跑到县委，把郝飚堵在办公室里质问：“凭啥老祖宗几辈里都放羊，现在你就不让放了？不放羊、不种地，吃啥？”有人甚至扬言，要把羊群赶到郝飚的办公室里。
　　“只要找到我的，我都把人请进来，倒杯水、发根烟、算本账。”郝飚说，“以吴起当时的环境，18亩天然草场才能养一只羊，但是人工种草，一亩就可以养两只羊。相差了几十倍啊！”
　　这本账，他反复算给来找他“算账”的群众听：“你说老祖宗几辈都放羊，那你富了吗？你要富了，就按你的路子走。你要没富，就按我的方法来！”面对重重阻力，郝飚承受了巨大压力。
　　1999年，中央启动退耕还林政策，延安人开始“从兄妹开荒变为兄妹造林”。守得云开见月明。“当时我感到非常振奋，瞬间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轻松了。这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郝飚说。
　　在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村，年过七旬的侯秀珍翻出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的老汉戴着毛帽子、披着军大衣，有着瘦削但棱角分明的脸庞。“这是我的公公刘宝寨，当时在三五九旅当副连长。”
　　20世纪40年代，驻守在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展开“大生产运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典范。那时候，侯秀珍的公公和战友们一起上山垦荒。“南泥湾的许多粮田，都是我公公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垦出来的。他们还在陕北的土地上，成功种植了南方的水稻。”侯秀珍说。
　　山上有耕地，川道种水稻，还有一群群的牛羊，这曾是南泥湾独有的景致。“过去我们这里‘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但是庄稼种得多产量低，牛羊满山啃得草都长不上来。一下雨山上的水冲得川道里的稻田也种不成。人穷得没办法。”侯秀珍说。
　　1999年，退耕还林了，作为妇女队长的侯秀珍带着村里的妇女们上山种树，这次她亲手把山上的粮田变为种满刺槐的树林。“公公他们当年饭都吃不饱，还要保家卫国，不开荒就站不住脚，只有种田才有粮食吃。现在条件好了，国家号召退耕还林，我们这一代人，就要把树补回来，咱们的生态不能再破坏了。”
　　侯秀珍和村里就这样一年接一年不断种树，周围山上的林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密。
　　如今的南泥湾，森林覆盖率已超过80%。不仅有着连绵起伏的青山和山脚万亩相缀的花海，还有着波平如镜的荷塘、鱼塘，以及川道里的一片片稻田，一些已经消失多年的野生动物又重现山林。
　　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延安人的艰苦奋斗，终是换来了历史性巨变。陕西省林业部门监测显示，20年间，延安完成退耕还林1000多万亩。党的十八大以来，延安生态建设进一步提速，植被覆盖度提高到现在的81.3%。2016年，延安获评国家森林城市，卫星遥感图上的绿色边界一路北上。
　　与退耕还林前相比，入黄泥沙量由每年的2.58亿吨降为0.31亿吨，降幅达88%；土壤侵蚀模数由每年每平方公里9000吨降为1077吨，降幅88%。延安褪去“黄衣”披上“青衫”。
　　新生、新梦——奋斗出的幸福生活
　　看着村里青山、道路和一排排整齐的砖窑，闫志雄颇有些踌躇满志，他不断盘算着年后如何把村里的旅游产业做起来。55岁的闫志雄干了22年村支书，2018年才退下来。他还有个担任了10多年的职务——吴起县林海公司董事长，这个身份闫志雄说他会继续保留着，因为这关乎一个梦想。
　　闫志雄曾经梦想着把村子周围光秃秃的山都变成林海，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他指着连绵的青山说：“现在一满（方言：全部）都是绿色。从这里望得见这些山，都是我们村里的。山上的林子，都是我们村民一棵一棵栽起来的。”
　　漫步在林中，只见树木高低错落，粗细不一。闫志雄说：“在延安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种树很难一次成活，需要经过三年中五六次的补种才能长起来。一片林子往往是‘爷爷孙子五辈树’。”
　　初心、坚守——走出老区发展新样板
　　延安市市长薛占海说，提起延安，大多数人就会联想到荒山秃岭、沟壑纵横、干旱少雨、黄尘漫天的景象，黄土高原一度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延安也因此曾成为黄土高原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
　　“为有效破解这一制约、化解这一矛盾，面对自然和历史留下的生态创伤，延安人民毅然扛起了生态修复治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担，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经过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创造了短期生态修复可逆的奇迹，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在中央支持下，延安人民接续奋斗，改变了延安大地的面貌，也改写了自身命运。到2018年底，延安贫困人口下降到5526户、10034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6%，延长、延川、宜川三县摘帽退出，19.5万人告别绝对贫困，延安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
　　但延安人的脚步并没有停歇，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说：“我们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整行装再出发！”
　　绿满山川，换了人间。但巍巍宝塔山还将继续见证，延安大地的新篇章。
　　2004年，闫志雄成立吴起县林海有限责任公司，村里的山上种满了树，他就带领村民到别的地方种树。“退耕后种树种多了，就有很多好手。带着这些人，我们公司前些年每年都能造林2万至3万亩，从2004年至今，林海公司给村民挣回了超过千万元的收入。”闫志雄说。
　　现在的老闫，又有了新“头衔”——吴起县秦风水韵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村里每人只留了2亩地，剩下的全部退耕了。村里也没啥产业，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闫志雄说，“这几年林子长得越来越好，加上河道里水越来越清，许多城里人专门开车到我们村里来玩。我就想能不能把村里旅游做起来，给村民们找条致富路。”
　　2017年，在吴起县政府支持下，“秦风水韵”公司应运而生，南沟村通过村民入股投资138万元用于旅游建设，修建了道路、观光台、荷花池、窑洞群等。“我们用120天就完成了一期建设，开门试营业。”闫志雄说。
　　2018年南沟村旅游收入达到100万元，村民的积极性更高了，许多村民在自己家搞起了农家乐。“2019年公司收入118万元。还有不少村民开小卖部、凉皮店，每家收入都在10来万元。”闫志雄说，“公司还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做保洁、开旅游车等，现在有37人在公司就业。”今年61岁的刘贵在“秦风水韵”公司入股3万元，2019年分红3600多元；他还在公司做保洁，每月收入1000元；他的儿子在旅游公司开旅游车，每月工资3000元。借着村里的旅游兴起之机，刘贵养蜂、养猪，卖特色产品给游客。2017年，刘贵终于摘掉戴了多年的“贫困户”帽子。“退耕还林国家给补助，现在林子长起来了，没想到还能让我们挣到钱。”刘贵说。
　　记忆中的狂风、沙尘和穷困已经离张延刚远去，和村里许多人家一样，他家早已从土窑洞搬到了塬上的“小别墅”。经过统一规划的新村，粉墙朱瓦、花树环绕，彰显着山里人家的富足。
　　张延刚说，和过去相比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家里有30亩苹果园，每年能收入四五十万。现在的日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坐在敞亮的客厅里，张延刚深有感触地说。过去他家里8口人，种着40多亩地，常常还担心吃不饱肚子。
　　张延刚所在的延安市宜川县辛户村，退耕还林后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全村1740亩地都改造成了苹果园。“现在我们村谁家年收入没有个十几万？”张延刚自豪地说。
　　和南沟村、辛户村一样，在“新颜值”的山川沟峁间，延安人的生活已经改变，并继续向更为富足的明天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