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落脚生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7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重，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怀着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背负着驱逐日寇，解救同胞的民族希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与敌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人。经一年作战，八路军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人口达5000万，牵制日寇兵力30余万人，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对阻滞敌人进攻，促进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重大作用。
　　当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初期企图速胜，一下子拚掉几十万部队，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对其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之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及时系统总结着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他预见到大而弱的中国对付小而强的日本，必须坚持不折不挠的持久战：防御、相持、大反攻。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逐步肩负起抗击日伪军的主要责任，采取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发展到16块，人口近1亿。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8％至62％（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
　　当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狂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抗战最困难、最艰苦时期。从1941年至1942年，仅华北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一次就使用兵力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万人至7万人的达27次。日寇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难以尽数的无人村。这期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即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又以几十万大军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妄图断绝我与外界一切联系。再加上华北各地连年灾荒，斗争十分艰苦，军民伤亡严重。到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40万人，根据地人口由1亿下降至5000万以下。在这一极其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战场及时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许多斗争形式，涌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等许多战斗英雄。
　　当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了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日军在中国战场也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时，中国共产党经过有效贯彻“十大政策”，力量不断增强。到1945年春，我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建立了19个抗日根据地，人口达9500万，面积95.6万平方公里。同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逐步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1945年8月，随着苏联对日宣战，我各路大军迅速转入大反攻，仅8月11日至10月10日，即歼敌23万人，收复城市197座，解放人口1800余万。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由4万人发展到121万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数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建立了拥有1.2亿人口的19个解放区。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
　　1938年，延安的10万八路军和群众陷入了最困苦的时刻。
　　1938年隆冬，在八路军连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讲：现在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接着他挥动右手，有力地向下一砍：不要解散，也不愿饿死，那就只有自己动手。
　　大封锁逼出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上到总司令，下至7岁小孩，人人成了生产能手。中央机关在分配开荒任务时，起先考虑到毛主席工作太忙，没有给他分。毛泽东知道后指出：大生产是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的决定，人人都应该参加，我怎么可以置身于运动之外，袖手旁观呢？毛主席的意见被采纳了，只是因为他不能走得太远，便在杨家岭他居住的山脚下分了一块地。地虽不多，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主席就扛起镢头去挖。地整好了，种上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由于地整得细，肥上得足，草锄得勤，地里的菜长得格外好，除自己吃以外，还送给周围的同志。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员从晋东南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后，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上。他亲自勘察南泥湾，命令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他还经常深入工厂、田间，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生产。不仅如此，而且身体力行，成为首长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楷模。
　　周恩来经常工作在大后方——重庆，在百忙之中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种菜、养猪。有时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他的右臂曾骨折，使不上劲，就摇起纺线车。他纺的线又匀又细，被评为“纺线能手”。
　　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生产劳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1941年春，王震旅长带着359旅官兵，在生产工具、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高唱“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迎接战士们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一个个困难和考验。没有住的地方，就搭草棚，挖窑洞；粮食不够吃，就用野菜充饥；工具少，就到处搜废铁自己制造；学习没纸，就用沙盘练字或用桦树皮代替。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战士们高唱：“南泥湾好风光，红红的太阳照山冈；革命战士不怕苦，扛起镢头上山岭；开荒生产反封锁，气死鬼子和老蒋。”359旅健儿们硬是用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土地，用辛勤的汗水浇出了片片良田。在短短的3年中，就开荒10万亩，到1943年，粮食、经费全部达到了自给。被党中央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有创造精神”的王震旅长被评为边区的劳动英雄。
　　1944年，359旅再接再厉，掀起了更大的生产浪潮，开荒种地26.1万亩，产粮3.5万石，收棉花2.5万公斤，实现了年初给每人下达的生产计划，创造了军队建设史上的奇迹。
　　南泥湾的巨变，又推动了边区的生产，屯垦在大风川、槐树庄等地的部队，纷纷提出了把驻地变成“南泥湾第二”的口号，坚持战斗在敌后根据地的军民也提出要“创造敌后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遍地开花。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吸引和培育出成千上万的抗战英才
　　抗日救国的希望在哪里？50多年前，那些满怀一腔热血的青年人和有名的学者、作家为何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来到这个偏僻落后的西北孤城，来寻找抗战救亡的真理？
　　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带着无数的疑问走进延安城时，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延安4个月的采访，使他明白了奥秘所在：在这个弱小的党和这支弱小的军队身上，肩负着民族的苦难，民族的希望。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激励他们勇敢地站在了抗战前沿，而蒋的国民政府却一直处于无能和不抵抗中，抗战救亡的旗帜无疑使得全国民众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贫穷的延安以其无法抗拒的精神力量吸引着全中国的有志之士。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
　　随着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去从事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大批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为我们党培养造就干部提供了可能。为了培养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党委系统还举办了各种干部训练班和研究班。延安变成了一所“窑洞大学”，一座培育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
　　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抗大讲课或讲演。现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等都是毛泽东当年在抗大的演讲或为报刊的撰文。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贺龙等也都给抗大作了讲演或讲过课。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抗大的领导和关怀，使抗大健康成长起来。从1936年创办到1945年8月结束，历时十年，先后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几十万德才兼备的干部，靠他们支撑了抗日的大厦，夺得了胜利，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当时称赞“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学校。“抗大的旗帜是千百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旗帜，是民族解放胜利的旗帜，是创造未来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旗帜。”
　　至此，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制定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坚持高举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领导的人民军队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延安———无愧于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