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屋
　　去过一次罗子山，却没什么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全国开始给中小学教师的普通话定级，作为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我把延安的各县乃至乡镇几乎跑了个遍。这样的工作是忙碌的，没有时间看山水人文，更无兴致赏山花美景。一天早上，一辆中巴将我们送到一个高耸的梁塬之上，梁是一道长长的梁，塬是一绺窄窄的塬，隔条黄河，对岸就是山西。我知道这个地方叫罗子山，仅此而已。那时的陕北经济虽然已经有了大改观，但却依然落后，罗子山一条不甚宽敞的街道两边，一律是低矮的瓦房。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记忆。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我自以为是陕北通，延榆二市，几乎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但我却认为自己对于陕北文化，其实并不谙熟。一者每去一地均是走马观花，二者因为母亲是河北人，华北文化作为幼时教育的文化母体，对我影响尤深。
　　二十年后，一个叫白李东的后生，写了一本散文集，取名为《远去的故乡》，读后让我对罗子山有了一种清晰的认知轮廓，也间接地弥补了我对陕北文化认知的一部分缺憾。
　　那曾经无比辉煌的西滩洼，那不可一世的公社大院，那作为文化代表的文化站，那无所不有的供销社，那握着粗细粮比例大权的粮站，还有那邮电所、医院、剧院等，在小镇人的生活里，它们既是日常所离不开的单位，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所在。人们程式化的生活是循规蹈矩，日复一日的，却因而也将神经变得麻木，没有感觉到这些风物的变化。李东是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又是这小镇巨变的见证人。他的感知是灵敏的，这些故乡的风物被由前往后地记录下来，便有了种沧桑。读这样的一些文章，让人感觉是在看过去的一些老照片，怀旧之情会油然而生。不，这不是在看照片，照片是死的，文章里浸透了作者的思考，浸透了作者对故乡深深眷恋的柔情。
　　俚俗谚语不再能听到，代之而起的是流行歌曲；崖畔上的野菊花不再被人欣赏，名贵花卉被养在家里；碌碡、石磨、碾盘不见了，电动机正日夜轰鸣；令人心驰神往的儿戏，变成了电视里的动画片；拔地而起的水泥城堡，替代了雕梁画栋的大宅门。还有那些渐渐被人遗忘的饮食、乡饮、民俗，每当想起，都会让人唏嘘感慨。社会总是在向前迈进，人类总是在以新替旧。可是，在这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那些老物件，那些土风俗，那些旧轶闻，却总在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成为一坛老酒，历久弥香。
　　我和李东不熟，只见过两面，也未及深谈，只是偶尔在微信上，聊一两句。但他发于圈里的文章，也是时时捧读着的。就这本《远去的故乡》一书来说，它一下子就把我拽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去，一下子让人回忆起自己儿时的时光。我惊叹于李东的成熟与老道。一个80后，按年龄应该是我的晚辈了，但他之于故物的敏感，之于乡里的挚爱，变成笔底的文字却显得极其沉稳。因此，此书就有了一股子厚重和深沉。其叙事说物，也显得极为平静和老辣。张扬肆意的文字下面，是深深的故乡恋情。
　　李东散文的题材是广泛的，家乡故物、风土人情、俚语谚谣，几乎无不涉及。这是他聪颖、敏锐的表现，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表现。他这种不择题材，拿起就写的精神，是很值得我敬佩的。
　　任何写作都是故乡写作，文学的故乡就是精神的故乡。每个写作者，都在表达着自己的文化记忆。李东年龄不大，天赋中却有一种对故物的敏感，能发现我们寻常生活中并不鲜见的物品，以怀旧的眼睛捕捉到它们，然后记录下来。这是一种难得的禀赋，也是一个写作者所具备的灵气与素质。如若假以时日，如若能坚持笔耕，他一定会在写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一个人的天赋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就天赋而言，李东是超越了常人的。这也是我最乐见最感欣慰的地方。陕北作家自路遥逝世之后，就处在一种青黄不接的地步，后继者虽然层出不穷，但宏大的叙述者似乎还未真正诞生。我们期待后来者如李东们，能肩负起振兴陕北写作的重任。社会进到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与娱乐方式也有了极大变化，写作由此被边缘化，文学文本的影响力也在渐渐式微。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学所承载的审美功能与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又是其他任何文本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基于此，文学的书写仍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文学的书写，必然要与作者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必然是他文化记忆的具体映现。一条老街道、一首旧民歌、一盘破石磨、一朵野菊花，看起来都是寻常物，但它们都是植入了作者的思想情感的，都成了文本记载物。换一句说，这是移情，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筛选物。它已经不是原物，不是自然之物，而成了第二自然。
　　随着现代化脚步的不断加快，民俗乡约正在迅速瓦解，延续了两千年的农耕文化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正在被新的工业文明所取代。作为白李东故乡的罗子山，虽然处在工业文明的边缘地带，虽然农业文明的影响仍根深蒂固，但人的观念、文化习惯、乡土旧俗却如春月之雪在迅速消融。白李东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就让这样的书写更加意义非凡。若干年过去之后，当我们的后人捧起这本书，当他们像打量恐龙一样看我们时，他或许能从这样的书写中，找到一些旧日里，祖先生活的蛛丝马迹。祖先的生活是粗放的、落后的，有时甚至是愚昧的，但这就是人类走过的路，就是他们背负青天梦想未来的原版。文化的记忆不能被割断，续接这种记忆的人，就是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故乡写作必须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表达人类的共情。任何地域的，也都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但十里不同俗的定理表明，每一个地方都有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文学家就是要表达这种独特，就是要反映出不同之处。这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地域的又是差异的、另类的、个别的。你要写出这种独特性，就有一部分人无法理解；而大家都理解了，又少了特殊性。如何在二者间寻得平衡，是需要用心去对待的。其实说矛盾也不矛盾，人类从价值取向、文化共建与审美趣味上，又总是趋同的。地域写作必须要沿着这样的路去走，一方面要写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反映人类共情。守住这条原则，就会有大突破，就会被不同地域的读者所接受。如贾平凹先生的《商州记事》系列，虽然写的是商州的事，却受到了全国读者的热烈追捧。反之，就会成为小众读物，就会只被当地读者所认可。我在这里提出这一问题，是想提醒所有从事地域文化写作的同仁，一定要寻找到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平衡点，一定要在彰显地方性的同时，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共性。
　　白李东的这本散文，在我看来还存在着一些小问题。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方家可以批评。
　　其一，叙事风格过于张肆。相较之，李东作为年轻人，已经够为平淡朴实了。但我仍然感觉他文章里有一股子张扬的劲头。中国散文历经百年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汪曾祺、孙犁才是大家。这中间的原因，写散文和读散文的自知内里，这里不再啰唆。李东的散文总在自说自话，任何人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但说话的时候，他有些个过于讲究。如铺一条褥子，他总是想把每个边角都铺展拽平，把每一粒灰尘都打扫干净。这就有了陕北人说的“摆拉”的意思了。如果对这种叙述方式不加以警惕，就会影响自己的文风，天长日久，形成文风，怕就会给人留下摆谱的印象。当然，相信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提升，这个问题自然会克服。
　　其二，一些语言文字需要考证校订。如“无样人”的“无”，我个人认为是“兀”。“兀”是蒙古语，至今我们在元曲里仍能找到许多对白里有如“兀儿的”这样的老称呼。陕北近邻内蒙古，其方言中有许多蒙古话，写地方风物必须要将此弄清楚。再如“油不老”的“不老”二字，我以为应该是“拨捞”，或者是“拨拉”。一块猪肥肉，放在锅里拨拉几下，将油脂炼出来，剩下的油渣，按陕北话的发音叫“油不老”，但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拨拉”，强调入锅动作的。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理解，并非绝对正确。这里只是想说，对每一种方言称谓的旧物，都须谨慎对待。
　　我知道，对于年轻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热情的鼓励和肯定，以便于他会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到写作之中。我也知道，对于年轻人，我们应该诚恳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不足，以便于他少走弯路，境界更高。这是一个评论者应有的真诚，也是我对李东的真诚。当然，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是我个人的自以为是。当然，即使是问题，他也会在以后的写作中领悟并克服。在文学日渐颓败的道路上，能怀揣着一腔写作梦的人，本身就是崇高者。作为同道的白李东，为我所钦敬。愿他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