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二楼展厅，陈列着这样一张照片：一位头缠白羊肚儿手巾、怀抱着才出生四天的小牛犊的年轻人，笑呵呵地眺望前方，一排整齐的牙齿和深深的酒窝嵌在他青春洋溢的脸庞上，他就是北京知青史铁生。
　　史铁生从小生长在北京大院里，就读于清华附小，成绩优异。1969年，年仅18岁的他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收拾起行囊，告别亲人朋友，来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落户。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这对于习惯了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为了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当时，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也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
　　插队的日子虽然枯燥辛苦，却也平静充实。陕北的光荣历史和乡亲们真诚、善良、乐观、坚韧的品质感染着他，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然而平静的生活却很快被打破了。1972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山里放牛，突然，天降暴雨和冰雹。为了确保生产队最宝贵的牛群的安全，史铁生冒着大雨踩着泥泞一步步艰难地将牛群安全地赶回了家中。牛儿回来了，史铁生却因此持续高烧，卧床不起。高烧之后，他的腰腿开始疼痛。稍稍缓解一些时，也难以正常行走。他不得不告别陕北，“病退”回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瘫痪——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给了年仅21岁的史铁生致命一击，这无疑让他从天堂坠入地狱，年少梦想、雄心壮志，一切都化为泡影。他变得暴躁易怒，他开始逃避现实，甚至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感到沮丧。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着他。虽然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已经没办法医治。但是他最挚爱的母亲却始终没有放弃，到处为他找大夫，打听偏方。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走向自己幸福的路，而她没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留下一句“要好好儿活”的遗言，就匆匆地离去了。那一年，母亲才只有49岁。
　　母亲的猝然离去，仿佛一记闷棍将他敲醒。
　　后来，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说，正是这样的爱，“耽搁”了他的死亡。
　　197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3年，他的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再次获得“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距他的60岁生日仅仅只有5天。根据他的遗愿，他的脊椎和大脑捐给了医学研究，肝脏捐给了患者，他选择用自己生命的余光继续照亮着别人。
　　生命给予史铁生的仅是一把轮椅和缠绕终生的病痛，可他却靠着这把轮椅，给了生活一个大大的拥抱。世人之所以把他尊称为一座丰碑，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因为他面对生活时那种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这让我想到了泰戈尔的诗句——“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那是何等地热爱生命啊！
　　“即使生命如尘，也愿岁月如歌。”这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这才是史铁生用生命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