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1月到陕西延安青化砭公社朱家沟大队插队，到1974年7月因工伤转回北京，我在延安插队整整5年半。我最好的年华——16岁半到22岁，都浸润在延安这块土地里。她虽然不是生我的地方，然而她是养我的地方——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精神上：她用艰苦砥砺我，用平凡煎熬我，她考验我的意志，锻造我的坚韧。她教会我生活，她教会我做人。延安，我是您的儿子！砸碎我的骨头看吧，那里面都是您的烙印！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第二故乡——母亲延安。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969年1月初，作为第一批赴陕西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北京二中67届初中毕业生大多分到延安县青化砭公社落户。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旅。我们五班的10多个同学分在青化砭最北面的朱家沟生产大队，紧挨着蟠龙公社。朱家沟东面是一条川——延河的一条支流，沿着河边就是公路。
　　朱家沟大队有几十户人家，却没有一户姓朱的。这里分三个小队，我和另外7个同学在二队，每4个人住一孔窑。初来乍到，一切都感到新鲜。首先是窑洞。窑洞分土窑和石窑。陕北的土窑洞恐怕是世界上房地产业投资最少的了，在黄土高坡上选中一块地方，掏进去住就是。每孔窑大约十几米深，两个人高，一进去就是一盘炕，炕头连着灶台，做饭时烟火在炕下穿过，顺着窑壁的烟道往上飘去。由于知青的新窑还未建成，我们都借住在老乡家的旧土窑里。
　　开始时不习惯。这个大山洞就是我们的家吗？！里面除了一领炕席两口瓮和一口锅外，可能最值钱的就是窑门上那副门板了。它与我们以往对“家”的概念相差得太远。可是和革命前辈稍一比较，就释然了：当年共产党人不就是在这里凭着小米加步枪打下了天下的吗！尤其是我在窑洞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的感觉：尽管它简陋，但它属于我们自己。我已经16岁半了，现在是大人了。在这里，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的被褥，自打我进了窑洞，几年来就未叠起过，除了回家探亲和出民工以外。
　　同学们都住一个炕上，每个人的出身背景、生活经历、性格喜好各有不同，时间一长，全都显现出来了。那时，我们学会了相互容忍。记得炕上当时分为两大派：洗脚的与不洗脚的，我倾向于后者。但我不拧，当前者压力大时，我也不介意别人的洗脚水，拿过来继续用。谁让水是那么珍贵，下山挑一担水来回得20分钟呢。时间改变一切。不过一年，我们都变成了“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星期日休息”了。
　　“受苦人盼望着好光景”
　　陕北老乡管劳动干活叫“受苦”，干活人自然就是“受苦人、受苦的”。插队五年多，我真切体会到，“受苦”一词真是用得入木三分，恰如其分！
　　朱家沟只有村口一点川地是平地，其余多是山地。所以与其说是“下地”干活，不如说是“上山”更准确，一般爬山越岭得走十几里。每天早上鸡一叫，天还没亮，队长就在硷畔上喊上了：“受苦的起身喽。”从炕上爬起来，迷迷糊糊抄起农具跟着就走。农忙时节，一天三顿饭有两顿在山里吃，太阳下山才收工。回到家里，天已黑透了。
　　最初干的是挑粪。可我哪来的力气啊。我那时身高1米6，穿着衣服称，体重才90多斤。一担粪几十斤，压得我龇牙裂嘴，又不会换肩，几天下来，肩膀肿得老高，右边的锁骨生生压变了形。最难受的是上山背粮食，一背刚割下来的谷子、玉米，又湿又重，捆好后近一人高，至少近二百斤，十几里山路背下来，背绳深深勒进肉里，疼啊！苦啊！有时我真想一头栽倒，再不起来。可是大家都在干，你也只能咬牙跟着干！咬牙，遇到疼苦需咬牙——这是“受苦”教我的，而只要你咬住牙关，你最后终能挺过来！
　　评价一个人的苦好苦坏是工分。一天最高10分。刚开始，我干一天挣6分，相当于一个婆姨挣的。第二年，涨到了9分；第三年，挣到了10分——全劳力！这意味着所有的农活我全都拿得起来。我的工分总数也由第一年的1000多分，增加到第二年的2000多分，第三年则达到3000多分。除了下雨下雪，大家都不出工外，一年365天，我几乎长在了地里。不知不觉，我的身高蹿了10公分，体重也增了30多斤。老乡们原来称我们“洋学生”，现在则说：“这些后生，有苦！”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也开始为天旱墒情不好着起急来；当犁地的大健牛掉进天窖里时，我们也和社员们一起急得团团转；场上失火了，我们也都往前冲。有一句信天游唱得好：“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望着好光景。”是啊，队里收成好、损失少，我们也可以多分几个。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我们是在秋后分红时体会到的。
　　吃饭绝对是头等大事
　　民以食为天。认识它有个过程。初到延安时，每个人肚子里多少有点底油，加之刚从家里出来，身边也多少带些吃的，另外，有国家供应每个知青的商品粮，因此，一个阶段里还未感到饥荒。也正因如此，才出现了上述我们的猪——“亏了”与我们同吃一锅饭的故事。
　　可是随着农村插队生活逐渐走上正轨，劳动量逐渐增大，副食的缺乏以及身体成长的需要，我们越来越感到粮食不够吃。恶性循环，越不够吃越饿。开始寅吃卯粮。慌了，饥饿迫使我们作出决定：接管做饭大权。原来是由队里派个婆姨每天给我们做饭，不知为什么，那时我们认定解决问题必须从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二队8个学生一个灶，每人轮流值日，一人5天。订立了各项规章，要求值班人严格控制每天的粮食总量，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做到粗粮细粮搭配吃，必要时连磨面磨出来的麸子也得掺进去吃。
　　轮到我做饭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不是巧妇。那时我们只有盐、酸菜、玉米面和玉米碴。我照方抓药，用的是千篇一律的食谱：早饭稠玉米碴子粥，中饭窝头，晚饭稀玉米碴子粥；菜则统统是盐水熬酸菜。有一次，我动了恻隐之心，为了给菜提提味，我把自己的半盒牙净倒进了菜里。那天吃得人人嘴里冒白沫，一个个好像螃蟹似的，把我笑得死去活来。哥几个知道后，差点把我修理一顿。
　　吃饭绝对是头等大事。我们每次吃饭都好像是一次战斗。因为粮食每天的总量虽然是固定的，但每人吃多吃少却决定于各人的食速。锅里反正就那么多，一人一碗是必保的，但吃得快的，就沾点便宜，多吃一碗。于是开始运用兵法。有吃得慢的同学把孙膑赛马之计用到吃饭中。我不是吃得慢吗，我先盛半碗，再慢也比你一碗吃得快。吃完半碗后，赶紧再盛一满碗，结果多人半碗。然而这招后来不灵了，因为人人都成了军事家。
　  出民工的日子
　　听说建设姚店电厂需要民工，我们主动向队里请缨。记得我和老杨到那儿的时候，还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我们住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没有火，地上只铺着一层稻草。冷得不行，我俩就把铺盖合二为一，两人睡一个被窝。为保暖，跟老乡学，用行李绳把脚下被角捆上。早上起来，眉毛头发上一层白霜。
　　在那里，我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学到许多在家学不到的东西。记得有一个被迫还俗的老和尚，看上去也就50多岁，满面红光，精完神足。有一次聊起来，才知道他已经70岁出头了。我问他养身有什么诀窍，他告诉我说，睡子午觉。也就是在每天的子时和午时时段内，无论多忙，也要放下手里的事，多少眯瞪一会儿。还说，子觉养精，午觉养神。我从那时起开始睡子午觉，几十年来，自觉获益匪浅。
　　一般来说，民工的苦比农业社的重些，但时间短，8小时打住。我们做过洗沙工、架子工。我们站在延河里面洗河沙，爬在脚手架上套十字扣，学做活儿的同时学做人。由于为人办事公允，不久，我被推举为三个伙食委员之一。要知道，在数百名民工眼中，伙委是最重要的组织，因为他们决定着大家吃什么，吃多吃少、吃好吃坏。我活了十多年，头一次在社会上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为这么多人当家，诚惶诚恐，敢不尽心。我学会了买东西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学会了记账查账；特别是学会了“支使”人——派张三买粮，派李四拉炭——后来才知道，敢情这些都叫“管理”，是门不小的学问呢。
　　几个月的民工生活，使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我要读书
　　来延安插队时，我带了一箱书。还记得当年给我们拉行李的老乡诧异地说：“看这箱子不大，咋那重！”我第一本借丢的书是本苏联小说：《士敏土》。打那以后，我只换不借，即与我换着看书行，白借不行。我这几十本书来得不容易啊，都是我趁着文革的乱劲儿，在北京各处一本本淘换来的。我有书的名声渐渐传出去了，常有当地的老乡或外村的知青找我换书看。那时是来者不拒，只要我没看过的或同学们想看的，就中！谁管什么内容。
　　二中的学生读书风气很浓，常常是一本书传到村里，凡是知道书来了的都得过一遍才算完。有次换来一本《东周列国》，人家要得紧，结果大家挑灯夜看，排队，一人两小时。一宿油灯添了几次油。天亮后大家互相一端详，不是烧了眉毛，就是燎了头发。哈哈一笑，乐在其中。那时，最高兴的就是找着书了，例如我在1971年8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借到一本书，不由得我心花怒放。在我看来，书和粮食一样重要，没它就活不成。在农村，借本书是多么困难！什么时候让我看饱！”
　　当听到要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后，同学们都纷纷开始自学。我也让家里给我找来高中的课本，硬啃。我知道推荐上大学肯定没我的戏，既不是党团员，平时又吊儿郎当，自由散漫，然而我自己念书谁也挡不住。我学日语，学历史，学文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自学生涯。正是凭着自学，我先后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法学学士学位，律师资格。当然，这些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