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岩大地白雪铺盖，寒风刺骨。知青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艰难地行进在云岩南北两条塬的山山峁峁上。
　　最远的村子离云岩镇三十多里，他们足足走了五六个钟头。他们走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山路、雪路，多数人也是第一次走了这样难走的路。对他们的第一场考验，竟是冰天雪地、凛冽寒风、漫漫雪路!
　　北京知青在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接受“再教育”的同时，很快和村民融为一体，农民夜校有他们的读报声，田间地头有他们矫健的劳动身影，农民炕头有他们盘腿而坐亲切拉话的场景，一些艰难险阻的关头有他们带头冲锋的英姿。他们理智地思考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公道地评说农村的是与非，虚心学习农民的善良品德，积极参与生产队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他们敢为天下先，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艰苦创业于斯，奋发图强于斯，给偏僻的农村带来新气象、新风尚。
　　手捧《云岩河的歌》一书，连读两遍。书中的叙述让人感同身受，不由让人热泪盈眶。全书39篇文章，全部用事实说话，真人、真名、真地点，记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观点，都是那么活灵活现，犹如身临其境。知青们对上山下乡插队中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原汁原味地记录，已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记录历史的珍贵资料。这本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的久远而更加彰显其光彩。
　　1966年上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校一直停课“闹革命”，该招生的没有招生，该毕业的没有毕业。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全国各类大学暂停招生，初中和高中学校的“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学生于1968年底前全部毕业，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回乡参加劳动，是城镇户口的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三届”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有了那场波澜壮阔、惊天动地，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69年元月12日下午，数辆大卡车把400多名北京知青送到云岩公社院内，公社革委会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宣布了分配到各大队插队的名单，知青们就跟着各队来接他们的人连夜进村了。
　　就在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云岩大地白雪铺盖，寒风刺骨。知青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踩着吱吱作响的雪路，走着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山下洼，艰难地行进在云岩南北两条塬的山山峁峁上。
　　那时农村的道路都是二、三尺宽的小路，并无公路。他们中不少人穿着塑料底鞋，稍有不慎，便会滑倒在地。最远的村子离云岩镇三十多里，他们足足走了五六个钟头。他们在这几个钟头内，走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山路、雪路，多数人也是第一次走了这样难走的路。对他们的第一场考验，竟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雪路漫漫!
　　云岩人民看着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心痛难受，不少人为之抹泪。云河也记住了从冰上走过的知青，为他们的壮举吟唱赞行。
　　1变身“农村娃”先过“两道关”
　　我是宜川中学高“六七”级（即应于1967年毕业）的学生，在1968年10月回村劳动，对这些知青自然是“惺惺相惜”、倍感同情。但我是回乡青年，有家有舍，有亲人关照，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北京知青来到这黄土高原上的宜川农村插队就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城市青年”变成“农村娃”，首先要过“两关”，即“生活关”和“劳动关”。
　　开始时，生产队派人给知青做饭、打柴、驮水，后来他们自己轮流做饭，自己上山打柴，下沟驮水，还要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做饭的活儿虽不重，但天天、顿顿做饭，却是人生很难的一件事，而且要把饭做得好吃，更不容易，许多人一辈子都办不到。进山打柴，那是农村最累的劳动，把柴砍倒并拢到一块，就是农民要做到这一点，也得几年实践。把柴砍好后要捆起来，再从沟底背到塬边回村的路上，一般都得爬几百米的坡。背柴时肩膀酸疼、汗如雨下，不习惯的人一天也砍不回一捆柴。每次下沟驮水，来回要走几里路，碰到连阴雨天，就得把雨水集起来，用它烧水做饭。队里给的粮食要在石磨上磨成面粉，小麦、豆类、玉米等粮食各有各的磨法，否则磨成的面粉便不好吃。磨面时，知青们请村里的大娘、大嫂帮忙，有些女知青也像农村妇女一样，拢着头巾，浑身上下沾满了面粉。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天天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打交道，天天刷锅洗碗，我认为是天下最难的事，可许多北京知青就这样生活过了好几年。
　　城市里来的知青爱讲卫生，但农村的水来之不易，连烧水做饭都不够，哪有洗澡、洗衣服的水？他们就把衣服拿到沟里小河边去洗，等天热了就到云岩河僻静处泡个澡。这样艰难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们就习惯了，熬过来了。
　　至于参加农村劳动，并不像体育锻炼那样轻松愉快，对各种农活都有一个学习、习惯的过程。像豫剧《朝阳沟》中银环初学劳动的体验，北京插队知青人人都亲身经历和体验过，但是他们挺过来了，有的还成为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我们南海村有个知青程伟明，乡亲都亲切地叫他小毛。小毛每天做三顿饭，天天参加三晌劳动，社员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年的出工数不少于农村的壮劳力。晚上还要看一会书，遇到有兴致的人和事，便写诗作词，抒发一番诗意。后来他被调到南海峁生产队，我们村人隔三岔五去看望他，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
　　在北海村插队的几个女知青，她们天天下地劳动，唱着歌上工，唱着歌下工，女知青童广兰还被社员选为妇女队长。后来我到县上参加了工作，下乡中每到一个小山村，总有那么几孔窑洞，糊着雪白的窗纸，窑畔上挂着几串红辣椒，门口放着几把锄头、镢头，看似普通的农户，实际是北京知青的住处。他们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过着和农民一样的日子。此情此景，让人感到由衷佩服，更有所思。
　　2下乡知青为偏僻农村带来新气象、新风尚
　　北京知青在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接受“再教育”的同时，很快和村民融为一体。农民夜校有他们的读报声，田间地头有他们矫健的劳动身影，农民炕头有他们盘腿而坐亲切拉话的场景，一些艰难险阻的关头有他们带头冲锋的英姿。他们理智地思考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公道地评说农村的是与非，虚心学习农民的善良品德，积极参与生产队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他们敢为天下先，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艰苦创业于斯，奋发图强于斯，给偏僻的农村带来新气象、新风尚。
　　知青到云岩插队，为云岩大地带来一股强劲的新风，注入了许多新风尚。他们穿戴的衣帽款式、平时的言谈举止、见人嘘寒问暖的礼貌语言，都成了当地人学习的榜样。他们敢于破除迷信，在当地的生产活动、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邻里交往等事中，注入了大城市的新风尚，使当地群众远离了不少陈规旧矩。这些都促进了当地社会进步、风气革新。
　　知青组织农民上夜校、学文化、读报纸，给农民教唱革命歌曲，办墙报和黑板报，使得偏远的小山村顿时有了生气，顿时活跃了起来。每年冬季，公社革委会把有文艺特长的知青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到各村巡回演出。知青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说村里事，演农民身边事。久违了的文艺演出，又来到偏僻农村，农民看完节目能议论好几天。知青成了党和政府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起到了桥梁作用。
　　3下乡知青成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生力军
　　对于农村各条战线的发展，知青都起到了带动和促进作用。他们倡导修建公路、新建学校，他们为引水上塬等事购买材料、争取投资、带头参加劳动；他们创办幼儿园、当“赤脚医生”，有的还到农村学校任教；他们在大搞农田基建、平整土地、兴修水利事业中，更是一马当先，带头冲锋。有的知青还担任了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公社革委主任等职，在战天斗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带领群众前进。
　　1973年，谷堆坪大队女知青殷丽丽担任了该大队党支部书记。陕北的早春二月（农历），冰水依旧刺骨。为疏通谷堆坪村前的一条水渠，殷丽丽率先跳进水渠，挥舞着铁镐，大干起来。其他社员跟着跳下去，清理渠水中的石头、淤积物。两个多小时后，水渠畅通，使一片小麦田得到灌溉。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两个女儿钱祖玄、钱民协原在孟家塬村插队，后来调到云岩大队。云岩大队办了一个猪场，一年换了几任饲养员，依然没有起色，猪越来越瘦。后来大队就让钱氏两姐妹去办猪场，猪场渐渐有了起色，越办越好。1972年，我在宜川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工作，我们通讯组把钱祖玄、钱民协办猪场的事迹写了篇报道，曾在《光明日报》发表，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报。广播播报这篇稿件的那天，钱三强同志正在“五七”干校劳动，他听到广播后十分高兴，因为稿子的开头语就是“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女儿……”，他既为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这意味着他可以得到“解放”，重回科研工作岗位了。后来钱三强同志还给我们通讯组送了一套《马恩列斯选集》，以示感谢。
　　云岩河流淌了多少个世纪，从来没有人整治过它的河堤。1975年，云岩公社党委决定整治云岩河河堤。当时北京知青梁和平担任云岩公社革委会主任，他按照公社党委决定，发动云岩公社群众学习大寨精神，连续两年秋冬会战，筑起了从泥湾村至呼家河村的二十里云岩河石头长堤，并把河堤以上2000多亩高低不平的川地平整为水地，从而使云岩面貌焕然一新，云岩河也因为受到了人类的重视而歌声更加嘹亮。
　　在这两年会战中，梁和平背石头、打炮眼，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事迹，至今还是云岩人民传诵的佳话。
　　“老三届”学生是一群“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理想主义大群体，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不怕困难、不怕邪恶的大无畏精神，有一种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北京知青能够经受艰难困苦考验的根本动力。他们对地方工作没有成见，不计个人私利，敢于揭露落后，敢于建言，有新思想、新观念。
　　1969年冬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给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了延安老区人民生活贫困的实际情况，周总理读了信后几次落泪，深感对不起老区人民，这才有了1970年春延安人民重新学习贯彻毛主席在1949年给延安人民“复电”精神的热潮，有了北京市支持延安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和整体国民经济建设的宏伟计划和行动，有了北京市派出大批干部支援延安建设的壮举，有了周总理1973年关于延安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北京知青这次“上书言事”功莫大焉，利在当今，功在千秋，是解放以来对延安建设的一次最大推动。
　　贯彻“复电”之时，云岩公社把我从皮头初级中学调到云岩公社机关工作，一方面管理职工灶，一方面为公社革委会搞些文字工作。当时公社革委会办了一份小报《云岩通讯》，我是主编。收到了各队北京知青写的大量稿件，除了选登一些外，我把原稿都给当时的公社领导进行了传阅。记得有一次，张忠智主任对我说：“北京知青的文章写得好，有观点、有思想，关键是能说真心话，使咱们对原先不了解的情况有了了解。他们有些建议，提得太好了！这些娃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啊，有了他们，就不愁了。”在那次贯彻“复电”中，云岩的首战是实现“村村通广播，户户安喇叭”和启动兰水月小型水电站工程建设。在通有线广播中，在各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各村的北京知青接线、安喇叭，几乎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们干的。有的知青还在接通公社到本村线路的同时，给村里也置办了一套播音设备。他们自己写稿件，当播音员，发布本村消息搞宣传。不到十天，云岩公社实现了“村村通广播，户户安喇叭”的目标。北京知青的建议和积极行动，为云岩公社贯彻“复电”、落实“三变五翻”指示，作出了重要贡献。
　　4下乡知青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
　　北京知青学习做农活，不是简单地学习镢头怎么用，犁耙怎么扶，而是着眼于如何改革耕作制度、如何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从科学创新着手学习农业生产经验。“农业科技实验小组”“实用技术推广小组”“高产粮棉试验小组”，在各村的北京知青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们有文化，接受科学技术速度快、胆子大，敢于实验，很快就出了成果。
　　1970年，谷堆坪村知青和蹲点干部贺生力试种的一块密植良种玉米，亩产超过千斤，成为全公社观摩学习的榜样。1972年，云岩北塬东片有一个村以知青和基层干部为主的科学实验小组，搞条播小麦试验，亩产突破400斤，成为全县塬区小麦亩产最高的田块。谷堆坪插队知青于大华，利用公社卫生院一个淘汰的高压灭菌锅，土法上马，试制成功植物生长刺激素“920”，还试制成功“5406”菌肥和“杀螟杆菌”等微生物制品，应用于大田中，收到了良好效果。于大华把这些微生物制品试制成功后，被请到县农技站讲课，在全县推广。当时知青这些农业科学试验，有力地冲击了因循守旧的习惯，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解放了思想，为宜川县以后大搞科技推广，起了开路先锋作用。
　 5树高千尺不忘根云岩人也念着“北京娃”　　
　 知青和当地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穷乡僻壤的农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架起了世代相传的桥梁。知青在插队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地农民、基层干部的善良品德和吃苦精神。在插队的风雨之中，他们和当地群众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联系。《云岩河的歌》中的文章，大部分反映了这一点，热情歌颂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老百姓乐善好施的行为。知青插队之时，党和各级政府对插队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农民对知青是十分欢迎的，《云岩河的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基本事实。
　　知青到农村插队，深刻地亲身感受了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农民的生活。懂得了基层，懂得了农村社会，知道了什么叫“劳苦”、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磨难”，这对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作决策的思路、干工作的作风，都会有极大影响。无论是在普通的劳动岗位上，还是在领导岗位上，这批知青都是有特殊经历的人。他们现在大多已年近花甲，有的已退休了，但对儿孙们讲起插队经历，还是津津乐道，趣味无穷。事实证明，云岩知青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某个地区的领导，所在单位的骨干，国家的栋梁，这与他们的插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各地知青插队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云岩的父老乡亲都十分珍惜他们和知青朝夕相处、风雨为伴的经历，以及相互之间结成的深厚友谊。1984年春，我在云岩公社党委工作，有一天去崾崄村下乡，和队长交谈公有资产的管理时，队长说：“原来的公窑大部分都卖给了个人，个别的承包给个人。只是原来北京知青王丽华住的窑洞大伙不让卖也不让承包，要让队里管理，给大家留个念想。”我们去看那孔窑院时，窑面右边的土崖上用镢刮了个方框，刻着“知青窑洞”四个大字。王丽华是1971年离开村子，至1984年已经十多年了，群众还记着她。
　　《云岩河的歌》主编、北京知青聂新元同志（共青团宜川县委原书记）和我通电话时，每当说起西迴村，他用的词都是“我们村”。这让我常常回忆起和许多知青的谈话中，“我们公社”“我们村”“我们邻居”等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离开村子40多年了，还说“我们村”这样的话，可见感情之不一般！他们离开村子后，眷恋故乡，眷顾乡亲，关注农村，和乡亲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紧密无间的联系，给村里、乡里、县里介绍项目、联系资金，还把自己看作村里的一员。乡亲有了难事，找知青帮助；有了病，找知青联系医院。知青回到北京或到其他城市工作，乡亲们就感到自己在北京或哪个城市里有了亲戚，娃考不上学就找知青到城里去打工。知青在工作中有了成果，乡亲们就像自己的子弟有了成果一样，照样感到自豪。这种联系，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
　　总之，我们回顾北京知青插队的历史，正确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革命理想高于天，困难面前不弯腰”是知青上山下乡最精彩的写照。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否则将是一句空话。写到这里，我愿所有的知青和云岩人民，不要忘记那艰苦的岁月，不要忘记那有益的砥砺，不要忘记知青和乡亲们的浓厚情谊。“老三届”知青有特殊的经历，有超凡的思维和创举，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将留下可歌可泣、永放光芒的一页！伟大的黄河和它流经延安的支流，当然也包括云岩河在内，一定会长唱知青歌！
　　我还要给在我村——南海村插队的北京干部费嘉麟同志说句话，你为南海村画的毛主席像还完好地保存着，乡亲们至今感谢你。另外，我要告诉所有知青，为南海和云岩献出宝贵生命的王长翠同志，是在1969年12月27日遇难。至今，逢年过节，北海村的乡亲们都在祭奠她。2015年5月，我和北海村的群众在北海村头水池旁给王长翠敬立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