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资料照片）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就是这么一位讲政德的光辉典范。他的一生可谓海纳百川、厚德载物，其崇高的人格风范最后浓缩为一个“德”字。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就是这么一位讲政德的光辉典范。他的一生可谓海纳百川、厚德载物，其崇高的人格风范最后浓缩为一个“德”字。
　　朱德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信念坚定、一心为民、廉洁自律，锤炼道德修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因其高尚品德而广受敬重。
　　明大德
　　朱德早年当过滇军的少将旅长，后来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抛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南昌起义失败后，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官兵相继离队，可谓大浪淘沙。朱德则留了下来，与陈毅一起领导了“赣南三整”，保存了这支革命的火种。他在天心圩整顿时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朱德这种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深受鼓舞，他也逐渐成为这支部队的公认领袖。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朱德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与张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顾全大局，始终维护红军的团结。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中央北上，并隔绝和毛泽东的一切联系。
　　朱德明确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并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经过朱德的耐心劝导，不仅一方面军同志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而且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被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打动，表示悔意。基于朱德在党内和军内的声望，张国焘拿他没办法，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起北上。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朱德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他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听后非常感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对朱德一生思想品德所作的精准概括。
　  守公德
　　朱德在担任红四军军长时，已年过40，他既是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统帅，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在井冈山与战士们一起挑粮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朱德如果要大家做什么事，都会先和下级商量；他从不争功，每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锋陷阵。
　　他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和蔼、慈祥，没有一点官架子。陈毅在1929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道：“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他还爱兵如子，时常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在部队里面具有极强的亲和力。据杨得志回忆：“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母看待。”可见，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些年轻战士都把宽厚的朱德视为自己的慈父。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更是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
　　1937年9月27日，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为了革命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得知老家的生母和养母都已80多岁，生活非常艰难，只好给同学戴与龄写信求援：“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请求速寄家中，并申明“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
　　朱德自始至终都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生活上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所以，毛泽东评价朱德是“人民的光荣”。
　　严私德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曾多次尖锐地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因为他们居功自傲。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却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处处将一切功劳都归于党、归于毛泽东、归于战友、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1949年底，他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有几十位乡亲一起走出大巴山，来到重庆，准备去北京看望他，也就是想投奔他。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领导：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一个也不要见。后来，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又把他们送回了老家。
　　当然朱德也不是这么不近人情，为了报答家人支持他读书和革命的恩情，决定让家族每户送一个小孩来北京求学。后来共有十几个孩子来京住在他的家中，朱德用自己的工资供他们读书，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1951年，朱德65岁寿辰，仪陇又派人到北京看望他，这次见着了。看望之余，他们还代表家乡父老乡亲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二是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在他的坚持下，仪陇县城没有搬，县名也没有改。
　　1960年3月朱德终于回到了老家，但他得知当地政府要为他建一个“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后，他不同意，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后来改成了一所学校。用他的话就是“要让更多的娃娃有书读”。
　　朱德的女儿朱敏命运多舛，特别是二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俘虏，在集中营遭受非人迫害，却奇迹般活了下来。朱德对她虽心存愧疚，却公私分明。从参加工作之后，朱敏便离开了父亲居住的中南海，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年。朱德的家教很严，要求他的后代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接“官”。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各自在普通的岗位做着平凡的工作。
　　朱德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在报考云南讲武堂的时候改名为朱德。正所谓人如其名，朱是赤、红的意思，德是品德的意思。朱德的德行与日月同辉，他的名字也被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解读为“红色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