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芝芳
　　地球上有十几亿人把黄帝奉为祖先，称他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上下五千年之中华文明史，即由黄帝纪元开端。
　  创
　　黄帝，是《史记》记载的第一个人，列《五帝本纪》之首。
　　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随汉武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试图用文字真实地描摹黄帝。那时百家都言黄帝，素来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剔除了其言不雅驯者，删减掉各种矛盾和离奇的故事。在他笔下，黄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同普通人一样，也经历了生老病死，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尽管如此，在种种传说的熏染中，那段历史依然蒙上了一层旷古神话的浪漫光环。当我们走入那段历史，却发现，一切绝不像神话传说那般轻松、惬意。
　　拉开黄帝时代大幕的，是两场著名的战争——阪泉之战，黄帝的部落打败了炎帝部落；炎、黄部落联盟消灭蚩尤的涿鹿之战，提升了黄帝的政治威望。炎帝部落先进的农耕技术被黄帝部落学习、吸收，一个更为强大的华夏集团就此形成。
　　自此，中华大地告别蛮荒，走进中华文明的传奇时代。
　　《史记》记载，黄帝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按照节气播种百谷草木，驯养鸟兽蚕虫，测定日月星辰以定历法，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并有节度地使用水、火、木材等资源。
　　1000多年前的学者认为，黄帝叫轩辕，是因为他发明了车。轩，是木车上的栏杆，辕是前面驾车的木杆。
　　黄帝陵所在的延安黄陵一带，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之一。
　　一场大雨过后，藏在桥山黄土下的碎陶片探出了头，上山玩耍的顽童们被耀了眼，拾一兜回家，居然拼出了各式的宽带纹、网纹、鱼纹图案，五彩斑斓。直到1992年，昔日的少年苏峰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研读仰韶文化时，竟看到猩红色陶罐底部，是儿时和伙伴们一起拼出的鱼纹图案。他欣喜不已，“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符号。”
　　苏峰如今是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黄帝传说故事非遗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陶具上不规则的“十”“一“”巾”等刻画，是与文字的偶合，还是从上古一直沿用下来？研究黄帝文化半生的苏峰，始终相信，这些几千年前的刻画符号，就是中国文字的雏形之一。
　　陶器是黄帝时代，或者说5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时空里，比较普遍的一类生活器物。在半坡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釜甑（先民用来蒸煮食物的陶器）。数千年前，这里便已升起了人类的炊烟。
　　在很多典籍中都有这样一句话：黄帝作井。认为黄帝是最早带领百姓挖凿水井的人。井的出现，不但拯救了备受干旱折磨的史前百姓，而且催生了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土地管理手段——井田。千百年后，实行“井田制”的周王朝仍然沿用着这种围绕水井划分土地的方法。
　　早期国家和集权政治的雏形，成为中华文明强有力的保护体。这也使黄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站在了中华文明坐标的起点上。
　　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年代，融合了数千年原始文明的发展、积累，开启了文明的集成、绽放。如果没有远古先民最初的发明创造，后辈子孙的传承实践便无从谈起，中华文明，便不可能在短短1000多年后，经尧舜禹、夏商周，迅速走向成熟。更不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个脱胎于黄帝时代智慧核心的伟大思想应运而生，惠泽千秋。
　　没有人知道这些先祖真实的样子，但他们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循着文明进程的脚步，人们在疑惑、欣喜的交替往复中，依然能触碰到曾经真实的片段，和先祖们曾经真实的体温。
　　就如同黄帝战蚩尤充满玄幻的情节一样，虽然一切云遮雾障，但面对这些被传诵了几千年的神话，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没有放弃过对中华文明诞生那一刻面容的探寻。
 　 祭
　　这是一个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文景象。
　　千百年来，不论皇亲贵胄，平民百姓，不分地域党派、原住民与侨胞，无一例外地追踪一个根系，视黄帝为共同先祖而顶礼膜拜。祭拜轩辕黄帝，这一炎黄子孙共同遵守的历史默契，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
　　黄帝陵脚下的轩辕庙里，西侧的碑廊整齐陈列着46通古碑，记录着历代王朝对黄帝陵的祭祀。其中有36通是“御制祝文”，即由皇帝亲自颁发的祭文，代表国家级祭祀。
　　有了祭祀，黄帝陵便不只是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的文化遗迹，而是自带厚重的历史层累，镌刻着历代先民走过的痕迹。
　　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清朝康熙皇帝用汉文楷书8行和满文9行撰写的“御制祝文”，读到了毛泽东于民族危亡之时亲笔起草的抗日救国“出师表”——《祭黄帝陵文》，触摸到追本溯源的香港、澳门回归纪念碑。
　　于是，记者知道了，黄帝的生命并非止于典籍记载中的117岁，他似乎五千年来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是何等壮阔的生命，才能如此生生不息、吐纳百代？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祭祀。一个个“小我”被裹卷着，身不由己，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最终凝成了强大的精神纽带。
　　“黄帝文化是植根血脉基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认为，黄帝对后人精神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给人们现实生活带来的实惠。
　　越是民族危机深重时刻，这种共同体意识就越强。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爱国者寻求民族文化的象征，举起了黄帝的大旗。1937年，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夕，共祭黄帝陵。
　　“我双腿跪地，双手按地，并不是致哀，仅仅为着联通五千年血脉，让祖先的血和我的血共流，灌溉，爱。”我国当代著名诗人雁翼的这首《黄帝陵》，道出了与祖先在精神和情感上的感应。
　　当记者触到这种感应，那么，“形祭”便上升为了“心祭”。
　　1988年，“台湾老兵返乡探亲团”回到大陆，他们踏上故土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团聚，而是登临桥山拜谒黄帝陵。团长何文德三叩九拜，跪在黄帝陵前恭读《祭黄帝文》，念到“一九四九，国土分裂，海峡天堑，骨肉离散……鬓毛虽衰，乡音未改”时，何文德泣不成声，其他参祭的团员也泪流满面。老人们哭出了40年的离别之苦，还有，剪不断的手足情深，割不断的血脉相连。
　　一个有精神记忆的民族，才更加有血有肉。
　　每逢清明、重阳，大人们端上面花，孩子们举着花树（缠纸的柳枝），簇拥着来到了黄帝陵。孩子们最期盼祭典结束后的“抢贡”，能分到一两口祭祀用的花馍，便沾上了先祖的福气，一年顺遂。在黄陵县，这是不少孩子关于黄帝文化的启蒙教育。
　　今天，这项启蒙教育被搬进了课堂。桥山下、沮水畔的桥山小学，一周一节的“黄帝文化”课程，开设已有10年。2019年，张茂泽、张红主编的《黄帝》《黄帝陵》《黄陵县》3本读物，开始在全县20所中小学推广。“培养守陵儿女，要从娃娃抓起。”跟黄陵县教科体局副局长薛永星聊了半小时，“守陵儿女”这个词出现不下10次。
　　守陵儿女，这个称呼本身便透着份骄傲。
　　“黄帝崩，葬桥山。”即便当初司马迁没有考证得出这六个字，黄陵人也从不怀疑他们守护的这座黄帝陵的“正统”地位。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次年清明期间，“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学术交流会在西安开幕，聚集了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80余名学者。
　　耄耋之年的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作了关于陕西省黄帝陵与中华文明的主题演讲。“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民族精神的源头，黄帝陵是这个源头的象征。”老教授语调铿锵，“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这里。”
　　名人地望之争，由古至今从未停止过。正如郭沫若所言，“凡是名人胜迹，后人往往多所附会。”
　　除了陕西黄帝陵外，还有甘肃正宁县黄帝陵、河北涿鹿黄帝陵。而对于黄帝故里的“冠名权”，除了河南新郑，甘肃天水也不甘人后。
　　不可否认，各地你来我往的祭黄之争，确有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片公心”，“私心”也显而易见——毕竟，在文化象征背后，是能预见的可观旅游收益。
　　陕西清明祭黄作为国家大典，也并不妨碍其他地方设祭坛。黄帝时代实在是离我们太远了，后人留下的资料又过于芜杂零乱，而且远古人类逐水草而居，部落春天还在渭水边，到秋天，也许就游牧到了黄河下游。
　　所以，对于后人来说，与其在谁是“正宗”上较劲，“啃”祖宗文化之“老”，还不如携起手来共同保护传承。
　　文化，向来是细雨润无声，不应沾染急功近利的喧嚣浮躁。
 　 护
　　进入轩辕庙，第一眼便看见举世闻名的黄帝手植柏，树高近20米，冠盖蔽空。当地俗语说：“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不上算”，意思是七个人手拉手还合抱不拢树干。
　　它一定见证过无数次规模盛大的祭典。
　　黄帝陵管理局宣教科讲解员赵文利告诉记者，桥山上生长着10万余株柏树，其中百年以上古柏8.6万株，树龄超过千年的有3万多株，18株树龄3000年以上的古柏，被称为人类文明历史的“活化石”。
　　这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人工栽植最早、面积最大、树龄最长、保护最完整的古柏群，给黄土高原带来了一股灵秀之气。
　　古柏又抽出嫩绿新枝时，清明便到了，祭祀的人们通常会摘一枝柏朵（柏树枝叶），男人插进兜里，女人戴在头上，以驱邪避灾。对当地人而言，这是与先祖的一种互动礼仪。尽管后来为保护柏林，柏朵换成了鲜花，习俗却流传至今。
　　桥山古柏林历经千年而不衰。据载，在桥山进行大规模人工植柏始于汉代，经魏晋至隋唐，桥山古柏已经满山遍野。唐开元、天宝年间，人工栽植松柏1400余株，但成活率较低。宋仁宗赵祯遣大臣来桥山祭扫后得报柏树损失严重，即差人增栽大小1413株，并从乡间抽调寇、王、杨3姓人家，专职巡守防护柏林。也因此，千余年前3个平头百姓的名字得被刻上圣旨碑，作为黄帝陵的第一批专业护林员而流芳百世。这大抵便是我们今天讲的“责任落实到人”。
　　历代百姓皆视桥山古柏为神圣。苏峰还记得1986年的那场虫灾，1300多亩柏林遭到数百万条明纹侧柏松毛虫侵害，近400亩柏树开始发黄变枯凋零。因虫害发现晚、面积大，寻常方法难奏效。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人民停工、停产、停课，义务上山捉虫。鏖战20天，捕虫1.23万公斤，全部挖坑深埋。
　　为保护古柏，黄陵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预防病虫害，并建立起防火系统、无死角监控系统，黄陵古柏得到了全方位的守护。
　　被黄帝文化熏染的13万黄陵人，既以守陵儿女自称，自是有千百年传承的底气。
　　轩辕庙旁的石山村，千余口人均为刘姓。究其原委，据说是甘肃刘家沟的刘氏一族，懂园林技艺，擅长种树育花，明朝时举族迁来。族人以种树为使命，数代“世袭”，族规家训都有一条，“不准动陵上的一草一木”。2018年，因规划建设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石山村整村搬迁，村民亦高度配合。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保护黄帝陵生态，黄陵县把桥山上的住户相继迁出，并在附近的3座山上大范围植树。春天，不少黄陵人会去自家附近的山头植上几棵柏树，与桥山古柏遥遥相望。
　　桥山上，由世界各地同胞亲手种下的“同心林”“思源林”“炎黄子孙林”早已郁郁葱葱，与山上8万多棵古柏共生共荣。
　　“五千年的翠柏，五千年的根，五千年的血脉，五千年的魂……风从千年来，同根同宗……”学者型诗人薛保勤作词、当代音乐大师赵季平作曲、歌手韩磊演唱，反复推敲打磨，最终成就了这曲华夏儿女谒陵祭祖的《风从千年来》。
　　你看，从“翠柏”开始的一系列意象，如“根、魂、风、黄土”等，仿佛在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这是从民族血脉里流淌而出的旋律。它在耳畔低回，似是融汇了几千年的咏叹，深沉如黄土，沧桑如古柏。闭目，恍见高原的风在山山岭岭间百转千回，雄浑之中有万般柔情。
　　那一瞬，远古的默契与今天的理解由它而融为一体。
　　传
　　面是秦人的主食。面香氤氲，面塑传神。
　　为了缅怀黄帝，祈求风调雨顺，黄陵的先民们以太牢（猪、羊、牛三牲）、时令花果、五谷供奉黄帝。秦汉之后，心灵手巧的先辈们将对祖先的敬仰怀念调和于五谷之中，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借助面团得以新生，色彩绚丽、朴拙有神，面花由此诞生。
　　直至今天，每年清明公祭、重阳民祭的大祭祖，面花仍是必不可少的供奉祭品。每当这时，黄陵当地面花能人纷纷显露身手，娴熟的手法、利落的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大为叹服。
　　一块面团，一双巧手，几经揉捏，几笔勾画，上锅蒸熟定型……热气腾腾之中，所有对祖先的虔诚祭拜和对未来美好的祈祷、祝愿，全都融到花馍里。
　　黄陵面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爱芳，已经连续8年为清明公祭制作面花。她捏制的“四大件”——“万紫千红”“百鸟朝凤”“二龙戏珠”“灵狮猛虎”，无不栩栩如生、精巧传神。
　　赵爱芳挽起衣袖演示，“做面花讲究‘隔年的麦子头罗面’，发酵最为关键，酵大了馍蒸出来会‘笑了’（裂口），酵小了出来没棱没角，形象不丰富。”没有教程，面发酵多久、怎么捏花，全凭经验。
　　在民间，面花作为传统风俗礼馍，装扮着平淡的农家生活。为新降生的孩子做上五对老虎馍、兔子馍，期望孩子虎虎生威、机敏灵活；清明祭扫时在亲人坟头放上虎头、牛头、麦垛面花；老人过寿献上寿桃面花……每逢喜添子女、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家里蒸面花的香味，成为黄陵人记忆中熟悉的味道。
　　2008年，黄陵面花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当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碰上现代的绘画、雕塑、篆刻工艺，面花便成了艺术品。“90后”非遗传承人王强，美术科班出身，曾跟随赵爱芳等老一辈传承人学习技术、打磨作品。他在揉面时加入了矿石颜料、盐水和防腐剂，让面花的颜色艳丽均匀，保存时间更长。
　　作为艺术品的面花，离开了黄陵人的炕头、案头，远销海内外。
　　以王强为代表的“非遗新生代”们，用年轻人的审美和逻辑思考着，如何让古老的面花推陈出新，传递给“新一代”。县上“民俗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一再升温，王强当上了桥山小学面花老师，教孩子们“玩”面团，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只需原封不动地传下去的“传家宝”，而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富矿。记者在黄陵县文化馆看到的剪纸、皮影，讲的大都是黄帝的故事；流传于沮河两岸，豪迈粗犷的抬鼓表演，演的则是黄帝征战四方的神威。
　　穿越千年而来的风，劲道仍不衰减，继续向千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