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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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斯诺后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奥秘是，“一个人社会名望的上升和他降低自己生活标准的能力（在低标准情况下仍能保持工作效率不变）正好成正比例”，“能以最少量的东西维持生命，这就是天生优越的标志，也是天然领袖的资格”。而用毛泽东的话说，“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为什么是延安？
　　80多年前，无数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诉求和眼光，去往这个陕北的边陲小城。
　　美国记者斯蒂尔在延安待了十天就回去了。延安对他而言是个“可怕的地方”。“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将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所有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这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落脚陕北。此时的革命队伍人数锐减，烽火连天，内忧外患。1948年，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全国党员近300万，人民军队已是百万雄师，革命胜利在即。
　　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驻扎在延安。陕北13年，延安10年，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蜕变。
　　毛泽东曾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延安是成熟之地，也是定型之地。日后诸多思想、理论、制度、范式，在这里都能找到原点。为什么是延安？80多年来，无数人尝试回答。我们的寻访之旅，也是一次求证之旅。
　　1 奋斗的信念
　　“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延安革命纪念馆，66岁的原副馆长霍静廉对我们讲起蒋介石的延安之行。
　　这是一个被讲述过无数次的故事——1947年8月7日，去过枣园的毛泽东旧居后，原本要再逗留一天的蒋介石决定当天就离开延安。“他发了三个感慨。第一，没想到延安这么艰苦的环境，毛泽东竟然有那样旺盛的斗志，跟他斗了那么多年。第二，延安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毛泽东竟然率领他的军队和国军打了多年，还打了胜仗。第三，毛泽东办公的就是一个原木没有油漆过的破桌子，坑坑洼洼，还写出了那么多的激扬文章……”
　　“穷苦”是延安的标签。1935年秋天，这里还是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几乎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离的农村。第二年，随长征一路到延安的党内元老徐特立曾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里“是地球上最黯淡无光的地方之一……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
　　比之穷苦，更大的考验是敌方的“封锁”。作为第一个到达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斯诺甚至感慨这里“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民党顽固派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遭遇的经济封锁长达数年。
　　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生产委员会，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出现在演讲台前。“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
　　“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于是就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有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不到3年将蛮荒之地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到1944年，犹太记者爱泼斯坦来到延安，这里“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而“驻扎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在中国各处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队之一”。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后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奥秘是，“一个人社会名望的上升和他降低自己生活标准的能力（在低标准情况下仍能保持工作效率不变）正好成正比例”，“能以最少量的东西维持生命，这就是天生优越的标志，也是天然领袖的资格”。而用毛泽东的话说，“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1945年5月，等待了17年的中共七大终于召开。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是六大的五倍之多；此时的中共党员有121万人，是六大时的三十倍之多。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作完开幕报告后，年届六旬的朱德第一个发言，上来先说了一句话：“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
　　“自力更生”有了生动的注脚。而它的意义，超出了一片土地、一场大会、一座礼堂。
　 2 “求是”的标杆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从一开始，“边区”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驻扎之地。陕甘宁边区有自己的货币，有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自成体系的教育、文化、社会生活，更有一套逐渐成型的制度安排。
　　1940年头上，毛泽东写下《新民主主义论》。凡三万言的文稿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号开篇，紧接着就是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此时，“鲁艺”即将定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三三制”原则已经呼之欲出，三五九旅一年后就将开赴南泥湾，两年后的杨家岭将召开旷日持久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日后的诸多举措都可以在1940年的头上找到伏笔。这里就是一块试验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又名罗迈）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时，毛泽东对他说了一句话：“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边区的试验是最为具象的，却又是宏观的。这是一场制度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的革命。
　　1944年，爱泼斯坦在延安发现，延安人很在乎理论，但“模棱两可，空话连篇，特别是有些人不是为了清楚明白地表达而引经据典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吓唬人或卖弄学问，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笑话”——这是一个崇尚马列的地方，但绝不仅仅是留在书本上的马列。
　　始于3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正是要向“模棱两可、空话连篇”开刀。1941年5月，在被视为整风运动开端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直斥“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与实际统一”。
　　半年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
　　在经历过20年的探索之后，延安是真正让共产党人明白理论方向的地方。爱泼斯坦的观察里，延安人“对理论学习是很认真的，目的是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有实际帮助”。而在1941年春天，毛泽东告诉过全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应当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写道，“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几个月后，由其手书的“实事求是”4个大字，被挂上了中央党校大礼堂门口。这是党校的校训，亦成为全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衡量一切的标尺。也正是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这里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中国化”进程。而在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4个字时就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3 认同的力量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延安城北的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的中央大礼堂内至今保持原貌。主席台正上方的拱形标语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背后墙上是4个大字“同心同德”；两侧悬挂的标语则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为七大准备的开幕报告中，毛泽东这样写道。
　　“实事求是”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连在一起的。美军观察组成员S.谢伟思当年就发现，“一项具体措施或者政策发现是失败的或是不适合情况的，而经过讨论产生出看来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替代措施或政策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承认失败，作出改正。”
　　这关乎自身的真理观，同时关乎更大范围的认同。
　　霍静廉几十年的讲解生涯，常常要纠正一种偏见：延安生来就是“晴朗的天”？并不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国民党给了我们23个县，除了5个偏远地区外，其他18个县，国民党同时安排了自己的县党部、县长、保安团。这是双重政权。”霍静廉说，这意味着一种考验——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为什么最后国民党的县委书记、县长又走了？是老百姓挤走的。”
　　共产党为什么没有被“挤走”？
　　S.谢伟思的印象里，延安的共产党人“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现，在与共产党人交谈时，后者总会说起“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则往往要提到“世界人民”。爱泼斯坦则注意到，已经成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也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中共七大召开后，人们知道，所有一切源于一个叫做“群众路线”的名词——这是党的生命线。这场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党代会，同时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党章。
　　有人说那时的延安有一种“特殊的气场”。没有一个共产党干部的生活不是简单朴素的；与之相连的是，延河畔“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就有2万人，到了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1938年到1940年，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数达到了80万。
　　这是什么气场？或许就是七大会址内的标语上写的——“同心同德”。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到访延安，目力所及，同此前到访的重庆天壤之别，以至于考察结束回程时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同样在这一年，延安人还听到了毛泽东的宣言。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他说，“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