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
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及宣言
中共三大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外景
　 人民日报记者 禹伟良 卞民德 贺林平 姜晓丹
　  峥嵘岁月
　　红砖外墙，白色立柱，门楼上标记其建造年份的“1922”依然醒目……历经近百年风雨，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的老洋楼——逵园，风貌依旧，还添了新摆设。
　　几位80后海归青年，在这里合伙创办艺术馆。不时有年轻人慕名而来，品味惬意的休闲时光。若能看到这一幕，98年前聚集在逵园对面一栋二层小楼里的那群青年，应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可以考证出姓名的代表平均年龄29.8岁。“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翻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字里行间，依然可感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对使命的担当。
　　“党的三大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进入大革命时期的里程碑式的大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说，此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
 　 筚路蓝缕
　　逵园对面，就是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广场中间大理石墙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两行大字简约庄重。石碑下方，是被玻璃覆盖的长方形凹槽，其下可见一些会址的建筑遗迹。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萌芽时期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曾庆榴说，中共三大选址广州以及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广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州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社会环境相对宽松。
　　代表们到广州开会，也并不容易。“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两年，党的经费很困难。有些同志去开会，只好自己掏腰包。”中共三大代表、曾任国务院参事的徐梅坤生前回忆。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瞿秋白、张太雷、谭平山、向警予、邓中夏、项英……”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朱海仁介绍，“完整的参会代表名单尚未发现，目前可查实姓名的有38位。”
　　参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并首次出现了女性，代表全国420名党员。他们当中最年长者46岁，最年轻者21岁。
　　“由于大会当时是秘密召开的，加上会址建筑在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史籍和档案又均无记载，会址位置一度是个谜。”朱海仁说。
　　徐梅坤曾受邀去实地察看。当经过门楼上刻有“1922”字样的逵园时，老人的记忆闸门顿时被开启。他说，这幢洋楼正对着会址，开会期间，天天都看到它门楼上的“1922”，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对初步确定的会址位置，2006年采用考古勘查的方法，终将其旧址、原貌调查落实清楚。”朱海仁说，本着原址保护的原则，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在旧址旁边落成。
 　 艰辛探索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曾庆榴说，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以后，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紧迫的课题。
　　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等多数同志认为，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徐梅坤生前回忆。
　　“党的三大充分发扬民主，有指名道姓的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曾庆榴说。
　　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曾庆榴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也是党的三大上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然而，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工人遭到军阀残酷镇压。
　　曾庆榴说，“二七惨案”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要战胜强大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黎淑莹介绍，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受大会指派主持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会议通过了党史上的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表明我们党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意义。”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写道：“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如今，呈现在参观者眼前的一份份珍贵史料，恰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见证。 
　  浴血新征
　　“通过决议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领着大家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闭幕。”徐梅坤生前回忆。从党的三大开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奏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党的三大的历史回响，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经久不息。
　　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同时组织动员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迅速汇集，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黎淑莹介绍，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创办黄埔军校，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
　　出席党的三大的代表中，有18人牺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征程中。金佛庄就是其中一位。“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1926年12月，为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他假扮商人，乘船从九江东下，计划潜入沪、杭等地策划浙军等部起义。不料行踪被泄露，船到南京下关码头即被捕，随即被杀害于南京，时年29岁。
　　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阮啸仙……一个个闪着光辉的名字，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的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仅420人；党的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增长到57967人。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全国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
　　眼下，会址纪念馆正在封闭扩建。朱海仁说：“今年‘七一’，它将以崭新的面目开门迎客。”
　　党史撷英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播撒革命的火种
人民日报记者 贺林平

　　绕过挺立190多年、浓荫蔽日的古龙眼树，一个庭院广场赫然出现在眼前。正南边，是当年教授理论的课堂；东西两侧，是由走廊改造的学员宿舍……
　　“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龙眼结果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经常和学员们吃着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聚在偌大的树荫下谈心。”讲解员陈朋坤深情讲述。
　　这里是位于广东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一路边听边看，脑海中重现当年的画面：
　　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学员们一身戎装，集合到广场步操；日间端坐课堂，认真聆听革命理论；军事训练也是重点，列队、射击样样不少……
　　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农讲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开办地方农讲所和农训班，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纪念馆馆长颜晖介绍，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招收了来自20个省份的327名学员，是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授课总时长达到23个小时。”
　　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毛泽东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这也是纪念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中，他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我们离所时，毛所长叮咛大家要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烈焰在塞外熊熊燃烧起来。”蒙古族学员高布泽博的回忆，道出了广州农讲所对中国革命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届农讲所学员高恬波是广东第一位中共女党员，是广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三届农讲所学员韦拔群，结业后回广西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
　　73岁的老党员陆兆波是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的资深游客，从年轻时就常到农讲所参观，“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每次来都有新感悟。”
　  叶挺独立团 
　

用热血浇灌革命之花
人民日报记者 姜晓丹

　　“‘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刚写完最后一字，曹渊就不幸头部中弹。‘渊’字最后一笔，拖了有三四寸长。”
　　广东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声情并茂的讲解，把参观者的思绪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曹渊是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也是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24岁。那是1926年9月，叶挺独立团兵临武昌城下。经过一夜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登上城墙的第一营将士牺牲殆尽。这是叶挺独立团战斗精神的一个写照，虽过去已近百年，但依然令听者动容。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与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等人决定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队伍。当年11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成立，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翌年1月，三十四团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独立团设中共叶挺独立团支部，下辖6个党小组，归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设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排以上干部任免、人员补充以及重大政治军事活动等，都由独立团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自行处理；团长叶挺则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叶挺以苏联红军的模式要求部队，并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的“三反”运动，将建团初期的军阀习气一扫而光。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短短半年时间内转战湘、鄂、赣三省，行军数千里，屡建奇功。1927年1月，受民众委托，武汉汉阳兵工厂制作了一块高1米、宽0.5米的铁盾牌，正面镌刻两个大字“铁军”，赠送给第四军。叶挺奉命代表第四军接过了这块铁盾牌。
　　纪念馆里展示的照片上，“铁军”二字遒劲有力。盾牌背面，还有这样的字句：“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忆万年。”
　　“曹渊、许继慎、卢德铭……武昌城下、湘江河畔、琼州海峡，到处都埋有叶挺独立团英烈的忠骨。”讲解员语气沉重，念出一个个烈士的名字。
　　北伐战争结束后，叶挺独立团再负起更光荣的使命。1927年8月1日，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