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永新     袁广斌供图
　 上个月，突然有人打电话跟我要之前采访包永新老师的文字，我才得知包老师去世了。
　　包永新是延安大学首批四大教授之一，延安大学中文系（今文学院）奠基人之一，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新时期文艺创作心理学最早研究者之一。
　　他是江苏人，复旦大学毕业。1958年，国家为改善陕北地区教育格局，决定恢复重建延安大学，他自愿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延安。从青春年少的小伙子，到须发苍白的老人，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延安，奉献给了延安大学。
　　仔细算算，我采访包永新老师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2009年12月中旬，第一次采访在包老师家里，那晚他刚从南京回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操着浓浓的南方口音对我感叹：还是延安舒服！不过，1958年他从上海刚来延安，可不这样觉得，那时的第一感觉：太冷了！
　　他永远忘不了1958年的那个中秋节，那是他到延安大学报到的第三天，突然就下雪了，他根本无法想象雪会下得那么早！南方人不懂陕北的严寒，自己带的被子和棉衣都不够暖和，赶紧写信给家里求援，却迟迟不见回音。入冬以后，天气越来越冷，冻得他蜷缩在窑洞里好几天出不了门……
　　“其实也能想到，南方家里哪还有更多的棉衣棉被！最厚的都被我拿来了。那时候物资匮乏，全民限购，棉花和布料都要凭票买，家里临时置办几乎不可能……最后还是延大给我开证明，特批了五斤棉花、几丈布，这才做了新棉衣，加厚了棉被。”包永新一边讲一边笑，当年的那些困窘和尴尬，半个世纪后讲来都是笑谈。
　　屋外正是陕北隆冬时节，延安刚刚落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屋里灯火温暖，他的老伴段芝霞就陪在旁边，不时地添茶倒水，听到有意思的地方也会笑着补充几句。
　　那冷彻肌骨的寒气，在他的记忆里，终究抵不过学生们灼热的目光和纯真的情谊
　　1958年，刚刚恢复重建的延安大学几近荒芜，没有教室，没有围墙，就连上厕所也得跑到杨家岭革命旧址，去上“毛主席用过的厕所”。
　　学生上课就在杨家岭革命旧址的大礼堂里，那么空旷的一个礼堂，零下20多度的冬天里冷得像冰窖一样，取暖设备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炭盆，木炭还是师生们自制的，数量有限。学生怕“老师冻坏了没人上课”，把炭盆放在讲台上，老师心疼学生“坐着不动会更冷”，就把炭盆悄悄挪到学生中间。谁知学生们很快给送回讲台，老师再放下去，学生又给送回来，就这样几次三番地，一个实际并不起多大作用的木炭盆在教室里被推来让去。最后，老师只好带着学生，上一会儿课，跺一阵儿脚，“咚咚咚”的跺脚声响彻整个冬天的课堂，就像在跳踢踏舞……
　　那冷彻肌骨的寒气，在包永新的记忆里，终究抵不过学生们灼热的目光和纯真的情谊。他说，在延安这些年虽然艰难，但他是愉快的。
　　那时候，学校教师不多，都是从四面八方来支援延大重建的年轻人，虽说日子清苦，但一群有理想、有文化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精神生活并不贫瘠。舞会，是当时最流行的一项课外娱乐活动，周末进城去二道街文化俱乐部参加舞会，成了他们特别期待的事。
　　当时延安大学门前没有路，要进城必须过延河，而延安大学附近也没有桥，只有水面最窄处临时铺设的几个石块，被老乡们称为“过水桥”。过水桥能不能过水完全看天气，天气好水流小，石块露出水面，他们可以过河进城；一旦上游下雨河水涨了，石块被水流淹没，就没法过河了。所以，每次去城里参加舞会，都像是一种冒险。傍晚，一群人结伴走上“过水桥”，飞奔进城，再回学校往往已是半夜时分，参加舞会的愉悦犹在，夹杂着摸黑过河的惊险，年轻的他们一整晚都兴奋得睡不好觉！
　　依稀记得2009年，77岁的包永新老师对我讲这段舞会的趣事时，神采飞扬，满面春风，仿佛回到年轻的时候。
　　1960年1月，包永新和妻子段芝霞结婚，婚礼就是一场热闹的舞会，几乎全校师生都参加了。令他们惊喜的是，舞会进行到一半，校园里突然灯火通明。那一天，延安大学通上了电，告别了煤油灯。就像是为他的婚礼送上了一份隆重的贺礼，这一场迎来“电灯时代”的婚礼舞会，也成为当时的延大人一生难忘的记忆。
　　除了乡音难改，他已经完全融入这片黄土地
　　第二次采访约在延大校园，我们又聊了一下午。包永新老师平时话不多，但说起延大的旧事却滔滔不绝。他给我讲“红专楼”的故事，讲“东南亚”的传说，讲他当年如何放慢语速、苦练普通话想办法给学生上好课，讲延大师生们怎样自己动手建设校园……
　　他说，初来延安万事皆难，就连登上讲台讲课，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自己也刚刚大学毕业，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没有统一的教材和大纲，需要自己编写讲义并刻印完成。既没有指导老师引导，也没有辅导员协助，一切都得靠自己。而且，教学工作经常被劳动打断，有建校劳动，也有支援地方的劳动，有时去大砭沟大炼钢铁，有时去东关大桥工地劳动，有时去附近的农村帮助农民收秋。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想尽办法克服困难，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并在教学之余，在新生的延安大学学术研究还一片空白的时候，摸索着开创科研之路，担当起学校科研工作的领头雁，最终创立了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专家。
　　2009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包永新老师已经退休12年，儿子在南京给他买了房，他每年会过去住一阵子，但大多时候还是喜欢留在延安。他对我说，延安气候好，延安天蓝，延安空气清新；他还说，延安饮食丰富，好吃的多，最爱吃延安的苹果；他又说，延安人好，淳朴可爱，亲切熟悉……显然，在延安待了大半辈子，除了乡音难改，他已经完全融入这片黄土地，把延安当成故乡。
　　“我爱复旦，但更爱延大。”这是包永新1958年冬天接受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说的一句话。1965年，他把这句话写进给家乡人的一封信里，表达了自己“在延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决心。包永新说，在延安这些年他是知足的。
　　回首往事，他不倾诉背井离乡的苦楚，不谈论人生存在其他的可能，只是心怀感恩地认为，是延安当时封闭的环境、淳朴的民风，在特殊年代里冲淡了许多外来干扰，所以，他才能一心向学，一心做研究；是延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成就他走上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这条学术之路。
　  无论你见或不见，他们都将闪耀在延安灿烂的星空里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高度赞扬了“西迁精神”，它是在1956年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往西安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我想，1958年包永新复旦大学毕业，义无反顾地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贫瘠的延安，做延安大学的“拓荒人”，不也是“西迁精神”吗？
　　当然，1958年支援延安大学的除了包永新，还有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的60多名教职工，他们有的是上海人，有的是北京人，有的是广东人，有的是西安人……他们都和包永新一样，国家一声号召，便积极收拾行囊，背井离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奉献。
　　就像杨家岭不缺乏革命的色彩一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延安大学简陋的校园里，到处行走着砥砺前行的身影，只不过他们并没有那么幸运，一踏上延安的土地就被人仰望。他们中的许多人直至走完人生，依然默默无闻，不过，无论你见或不见，他们都将闪耀在延安灿烂的星空里。
　　说实话，十多年前采访包永新老师很用心，但稿子却写得极其普通，以至于我都没有特意留下电子版，如今只能从资料室翻阅当年的旧报纸，然后从字里行间采撷一点记忆的碎片，用于怀念包永新老师。并借此向那一代支援延安大学重建的“拓荒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