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与种南瓜的“老把式”在一起（资料图片）
    ●北京知青挑筐送粪（资料图片）
    ●北京知青在掏地（资料图片）
    ●北京知青在南瓜地里（资料图片）
　 又是一个清明节，漫山遍野的山桃花都开了，我默默地站在父母的墓前，望着墓碑上双亲的名字，模糊的视线将我的思绪拉回四十多年前父母千里迢迢从北京到延安陪我一起插队的那段难忘的日子。
　　1969年的元月，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我来到了延安黄龙范家卓子插队。虽说是广阔天地，但繁重的农活也把我们这些当年只有十六七岁的知青累得够呛！插队期间，很多同学陆续开始回北京探亲了。而我由于父亲的严厉，没有胆量回去。
　　后来，当同学都陆续探亲回来，我却从一位要好的女知青口中得知，在她刚到家时，我父亲就让我大姐到她家看看我是否也一起回来了。随后，父亲才得知我也想回家但没敢回。听她说完这些，我再也按捺不住想家的念头，急忙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就是这次回家，让我的父母做出了一个重要而又惊人的决定，那就是让我的母亲随我一起回延安“插队”。当时我的哥哥姐姐都不太愿意，因为我母亲当时已经六十岁了，父亲自己在家也没人照顾，哥哥姐姐们又都上班忙，大家也都不放心。面对这一情况，我父亲当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十个手指我咬哪个都疼。”就这样，母亲随着我来到了插队的地方——范家卓子公社曹家山大队梅家河村。
　　母亲生在天津，后来随父亲来到北京，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大城市。母亲的性格很温和，从来不会打骂孩子。我始终不知道她到农村以后的感觉是什么，也从没问过。母亲随我在知青灶上吃饭，每日给灶上交粮食和生活费。她和村里的社员都相处得非常好，谁家要做件新衣服，都会请我母亲帮助裁剪。母亲有时也帮助知青点做工饭，面对种种辛劳，她从不叫苦。
　　1970年的大年初二早上，母亲对我说：“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饸子家家转！咱们吃面吧！”我就开始和面。我们知青住的地方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就在我和面的时候，突然听见父亲说话的声音。我说了一声：“妈，我爸来了！”就急忙举着面手往外跑。
　　出来一看，果然是父亲。我和母亲都大吃一惊，呆立在那里看着父亲。原来父亲是腊月二十九从北京动身，大年三十到渭南下的火车，初一坐汽车到了黄龙界头庙，把大件东西寄存在车站，自己拿了些随身用品，徒步四十多里来到我插队的地方。当时刚下过大雪，父亲就踏着雪，艰难地走着。走了几里路，看到了一个村子，父亲就找人问路后继续往前走。可没想到路和地面被大雪覆盖了起来，父亲分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地，又重新绕回了村里。村子的一位乡亲知道情况后，把父亲领到了大路上。父亲顺着大路走，随后遇到了一个三岔路口，附近也没有人家。父亲本应该是往山上的路走，他却顺着河边的路往下走去。费了好大周折，终于到了我插队的地方。
　　父亲来了以后，队长给我父母安排了一孔窑洞，让他们住了下来，并且同意让我和父母一起吃饭。但父亲却坚决不同意，他仍然让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吃、住，让我过集体生活。有时候知青点的饭菜不合口，我就拿着我那份饭菜到父母那儿，父母把我的饭菜分吃了，让我吃他们的。别的队的知青偶尔来家里玩，父母也是尽最大努力给他们改善生活。
　　我的父母很善良，也爱帮助别人。我们村有一所公办小学，村里及周边的孩子都在这里读书。大队会计的家离我们村有五六里路，他的孩子很小，无法自己上学。于是大队会计就和我父母商量，看我父母能不能同意他的孩子在我父母那儿吃住。我父母连考虑都没考虑，就欣然答应了。我母亲每天给孩子做饭。晚上，我父亲还给孩子辅导功课，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父母回北京。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有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到了农村以后，生产队每次开队委会，都邀请父亲参加。父亲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经验都说出来，以供参考。队里还让父母帮助队上养两头小猪，我父母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养了小猪后，他们每天的中心任务就是给猪打草、熬猪食。当时，我们的生产队长很年轻，脾气不太好，有时和社员有些摩擦。父亲总是耐心地给他讲道理，教他一些工作方法。在我父母回北京以后，我每次碰到村里的人，提起我的父母，他们总要夸奖一番。
　　父母一直以来都在大城市生活，对农村的生活比较陌生。然而在农村生活的这段日子里，面要自己磨，柴要自己打，水要自己担。他们总觉得我年龄小，怕我把身体累坏，他们总是在我下工之前就给水缸里担满了水。父母年龄大了，父亲一人担不了，老两口就一起担。因为上山打不了柴，他们只好到地里刨玉米根来烧火。那时，每逢寒冷的冬天，农村没有火取暖，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反正那时候，我每天回家，看到他们都很高兴。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如何照顾父母。就这样，在我插队的两年中，母亲随我插队一年半，父母亲一起随我插队了一年。
　　1971年6月，我接到了招工通知，我被分配到了县人民银行工作。这时，父母才结束了他们在农村的生活。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工作单位，他们才回了北京。
　　我参加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一想起父母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会鼓起勇气，战胜困难。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曾多次被评为省、地、县金融红旗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于1991年调回了北京，在工行翠微路支行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如今，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了。回首往事，我无怨无悔。每年的清明节，我站在父母的墓前，总会想起父母和我一起在陕北插队的日子，我深深地体会到“父爱如山，母爱如河”的含义。感谢父母把我带到多彩的人世间，感谢父亲给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感谢母亲给了我善良的品行，感谢陕北人民给予我的关爱和帮助。

难忘的春节
李增春
　　1969年2月1日上午10点38分，知青专列从北京站开出四天后，我和北京月坛中学150名同学来到延安下坪公社插队落户。
　　李家砭村在蟠龙镇雷鼓川。村里乡亲闻讯，就扭起秧歌欢迎北京知青到来。那时的延安，山头没树，刮黄风时，黄尘飞舞，遮天蔽日。知青们在北京已被分配好各自落户的生产队。来到下坪，各个生产队的乡亲们牵着毛驴车前来，帮我们拉行李，把我们迎进窑洞。
　　我们初到陕北农村，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住窑洞，吃土豆，喝泉水，驴拉人推碾小米，石磨磨小麦、磨玉米面。夜晚来临，点上煤油灯照明；清晨起床，每人鼻孔一片黑。我们挑起木桶，从沟底把泉水挑到窑洞。刚开始，一担水挑回来，就只剩半桶水。渐渐地，我们知青练就了一副铁肩膀，能一口气把一担水挑到山顶的田地里。当年延安农村没电，知青与村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开始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做准备。年前，家家打扫卫生，换去旧窗纸，贴上新窗花。户户开始做年茶饭，杀猪、磨豆浆做豆腐、炸油糕、蒸花馍、做米酒，小山村处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景象。村民还自发排练秧歌。除夕那天，老支书和知青一起过年。村民邀请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娃娃，扭秧歌、转九曲，并为我们送来了过年的美食。
　　春节前后，队里总要开社员会，会议结束后，就开始杀羊，随后炖上一锅羊肉。我们知青和乡亲们一起吃着肉，谈论着来年村里准备在哪里打坝、修梯田，如何走出贫困，怎样进行流域治理等村民关心的问题。
　　在春节期间的集市上，我们还学到不少平日在北京学不到的知识。比如集市中，买卖双方做生意，谈论价格的时候，相互不出声，用一块布遮住双方的手来商讨商品的价格，让我们大开眼界。
　　五十年后知青相聚，谈起在延安插队期间的春节往事，都不由得感慨万千。因为在这里，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我们拥有了勤劳朴实的品质，这些都值得我们受用一生。对我而言，在延安过的春节，将永生难忘。

陕北婆姨北京娃
姜华信
　　1969年秋收时节的一天晌午，收工回来的我正准备回窑洞歇息，缓步爬上半坡时，忽然听到旁边有人喊，但不知在喊着什么。
　　在信息科技极不发达的山村，老乡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隔着山坡或河岸互相喊话。“出工了！”队长伸长脖子一声呐喊。“开革命委员会喽！”贫协主席一声吼叫。喊声拖着很长的尾音，在四面环山的旷野里传得很远，人人闻知。
　　来农村几个月了，听到上面的呐喊声，心想是不是拦牛拦羊的或是炭窑发生了什么事了，或者娃娃们惹啥祸了。牛羊从山上跌下也是常有之事，发生这些事时，村里常会一阵躁动，此情景也是司空见惯。没有多想，还是回到窑里睡觉去了。
　　晌午歇罢，下午出工时，只见老乡们三五一伙儿正在议论着什么。当路过的我听见有老乡说出“小L跳河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紧走几步忙问：“咋了？出啥事了？”听后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
　　小L是我村二队的北京知青，和我班一个女生因亲戚关系一同结伴来延安插队。她个子矮小，胖胖的，性格开朗，生活俭朴，为人热情。下乡后，她和村里的婆姨女子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常听这些人夸奖：“小L真是个好女子。”
　　插队期间，她和一个老乡家走动挺勤。老乡家有一年轻后生小Y，两人相熟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事发当天，小L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一时想不开，一个人从住处出来，下了坡就往川道河边跑去。等邻居众人和几个知青反应过来去追时，她已跑出很远。眼见快要追上时，她已蹚水到了河中瀑布处。大家眼睁睁看着她从河床上一跃跳下落入水中。好在河水不深，众人七手八脚下了河，才将神情恍惚、衣服全湿的她搀扶着送回窑洞。
　　就这样一个突发情况，将村里老乡和北京知青背地议论的小L和小Y的男女之情公开化了。同时，也加速促成了这位北京女知青和陕北后生的一段美好姻缘。
　　事情发生之后，村里自然有人出面说合二人的婚事。随后，他们的婚事虽然没有大操大办，但也是在全村人的祝福中，二人走到了一起。
　　陕北后生小Y和我在一个生产队。他身材瘦高，生性朴实，干活儿勤快。我们在一起干活时，也常说笑。言谈间，我感觉得出他对婚姻生活的满足。小L也如此，总是乐呵呵的。陕北后生家中只有一个老父亲，是个石匠，家中的生活条件在村里也算不错。不用细说，小L婚后的生活可谓是幸福甜蜜。
　　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多后，小L就生了娃娃。无论语言、装扮还是形态，已经从里到外成为一个与陕北妇女没有什么区别的“婆姨”，成为家里做饭的一把好手。做的面食比当地婆姨都好，在生产队里也是妇女和娃娃们的带头人。以后几年还当了妇女队长，入了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可见她已获得村里老乡们的认可，完成了由北京女知青到陕北婆姨的转变。
　　1975年以后，经过几次的招工、招生，我村的知青已先后离开了农村，就只剩下小L一人带着孩子仍然在村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着。虽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但眼看就剩下自己一人仍在队里，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好在当地政府落实北京知青政策，先是安排她在公社工作，后又给了她招工机会，把她分配到养路段做养路工，全家老小也告别了农村生活。
　　按说，吃上了商品粮，有了稳定的正式工作，日子过得应该比在农村要强多了。可生活稳定了没几年，她赶上了在延安各个单位工作的北京知青掀起的回京浪潮。北京知青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回到北京并找到工作。受此影响，小L也回了北京。
　　人是回来了，但真正在北京生存与扎根又是一回事。听说，小L一家人无法适应北京的生活，顶不住压力，他们在北京没呆多久，全家又返回延安。
　　前几年，小L和小Y都退休了。按说在延安生活的时间长了，已经习惯了当地生活。但落叶归根以及让子女当个北京人的想法又让他们重新返京。而今，他们在北京过着退休生活，儿女也成家工作了。真心祝愿他们一家人幸福平安，祝福二人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