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在人类进步发展史上书写了崭新而独特的一页。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百年党史·百日学”栏目，重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敬请关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丧失独立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其中著名的有1840年至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其他方法，掠夺中国的领土,勒索中国的“赔款”，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进而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支配中国的政治，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障碍阻止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在国内，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民和雇农，却没有或有很少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革命理所当然面临两大根本任务：反对帝国——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响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治的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
　　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但是由于缺少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没有形成能够领导革命的先进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等等，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中国由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其间还导演出复辟帝制的闹剧、丑剧。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而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达到了200万人左右，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他们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又同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
　　压迫的加重和反压迫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预示着中国将掀起一场新的革命风暴。而“五四”以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向封建正统思想发起了猛烈攻击，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首先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紧接着是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他还提到《共产党宣言》等3本书对他的影响。此外，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也加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这支信仰者的队伍一旦形成并逐渐扩大，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8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举陈独秀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以下活动：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第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打着社会主义实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纷纷宣扬自己的主张，混淆视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之展开论战，进行坚决斗争，并在论战和斗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有《劳动者》、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21日，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时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第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