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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 全民抗战
陕西日报记者 张权伟
陕北的春日，阳光明媚而温柔。在位于延安市洛川县永乡镇冯家村的洛川会议纪念馆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馆内各处驻足学习，感受80余年前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那一次会议。
“我们现在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当年坐在这里开会的民族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说，“在日寇大举侵华的关键时刻，洛川会议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确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里，游人总会被摆放在院内的一个巨型铁碌碡吸引。
“这可是一件见证历史的文物，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压路机，1936年在我们这里修建临时军用机场时用过。”纪念馆讲解员孟圆说，“当时驾机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来此秘密参加洛川会谈的张学良。”
事实上，相比于众所周知的洛川会议，知晓洛川会谈的人并不是很多。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中央和红军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其中之一便是将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派了回去。
1936年1月，高福源来到驻扎在洛川的王以哲军部，向这位张学良的心腹大将详细报告了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随后，张学良也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很快就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没过多久，中共特使李克农便与东北军在洛川有了第一次接触。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进行第二轮会谈。会谈中，张学良对第一阶段会谈达成的几项口头协议完全同意，并要求中共派更高级别的代表，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地点进行高层次会谈。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又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进行了高层会谈，终于达成“联蒋抗日”的协议，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的成功，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二次合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洛川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讲洛川会议，首先要了解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洛川县档案馆原史志编研员成云说。
抗日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1937年1月党中央已经进驻延安，为什么还要将会址选在洛川呢？据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介绍，这是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要扩大到部分红军将领，而当时红军的主要将领已经驻扎在三原、富平、泾阳等关中一带，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选择洛川便于延安的中央领导和前方的红军将领前来参会。
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召开，与会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22人。会上，毛泽东手拿一叠厚厚的文稿，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透彻地分析了当前抗战的形势，指出：由于敌人方面的强大而我们力量的弱小，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进行全民族的抗战。
由于对战争的规律性和对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认识不同，对于出征后红军的作战方针，会议中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是采用运动战还是游击战。一些红军将领主张打几个大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用事实证明红军抗战的实力。
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回应道“：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出征后我们的主要作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优势。敌人武器装备好，机械化能力高，我们硬碰硬，运动战就成了消耗战。日军是孤军深入，我们只有放进来打。放进来就有基础了，人民群众在我们这一边啊。”
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议讨论的另外一个焦点在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民众和实行民主政治，还缺乏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所以抗战中还可能出现失败、退却、分化和暂时局部的妥协等情况。
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同时要团结全国各阶层民众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建立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在农村要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农民，也要团结开明士绅和地主参加抗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有相应的改变。
1937年8月25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同一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示“：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陕北的春日，阳光明媚而温柔。在位于延安市洛川县永乡镇冯家村的洛川会议纪念馆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馆内各处驻足学习，感受80余年前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那一次会议。
“我们现在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当年坐在这里开会的民族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说，“在日寇大举侵华的关键时刻，洛川会议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确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里，游人总会被摆放在院内的一个巨型铁碌碡吸引。
“这可是一件见证历史的文物，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压路机，1936年在我们这里修建临时军用机场时用过。”纪念馆讲解员孟圆说，“当时驾机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来此秘密参加洛川会谈的张学良。”
事实上，相比于众所周知的洛川会议，知晓洛川会谈的人并不是很多。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中央和红军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其中之一便是将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派了回去。
1936年1月，高福源来到驻扎在洛川的王以哲军部，向这位张学良的心腹大将详细报告了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随后，张学良也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很快就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没过多久，中共特使李克农便与东北军在洛川有了第一次接触。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进行第二轮会谈。会谈中，张学良对第一阶段会谈达成的几项口头协议完全同意，并要求中共派更高级别的代表，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地点进行高层次会谈。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又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进行了高层会谈，终于达成“联蒋抗日”的协议，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的成功，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二次合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洛川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讲洛川会议，首先要了解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洛川县档案馆原史志编研员成云说。
抗日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1937年1月党中央已经进驻延安，为什么还要将会址选在洛川呢？据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介绍，这是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要扩大到部分红军将领，而当时红军的主要将领已经驻扎在三原、富平、泾阳等关中一带，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选择洛川便于延安的中央领导和前方的红军将领前来参会。
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召开，与会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22人。会上，毛泽东手拿一叠厚厚的文稿，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透彻地分析了当前抗战的形势，指出：由于敌人方面的强大而我们力量的弱小，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进行全民族的抗战。
由于对战争的规律性和对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认识不同，对于出征后红军的作战方针，会议中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是采用运动战还是游击战。一些红军将领主张打几个大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用事实证明红军抗战的实力。
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回应道“：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出征后我们的主要作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优势。敌人武器装备好，机械化能力高，我们硬碰硬，运动战就成了消耗战。日军是孤军深入，我们只有放进来打。放进来就有基础了，人民群众在我们这一边啊。”
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议讨论的另外一个焦点在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民众和实行民主政治，还缺乏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所以抗战中还可能出现失败、退却、分化和暂时局部的妥协等情况。
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同时要团结全国各阶层民众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建立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在农村要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农民，也要团结开明士绅和地主参加抗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有相应的改变。
1937年8月25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同一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示“：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