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油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在会议谈到军事斗争问题时，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从此，党开始把创建人民武装、领导军事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后来演化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党创建和掌握自己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共产国际倡议的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尽管大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这时的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中共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解散。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对反动派的攻击进行坚决的武装反击，将党所掌握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暴、坚决革命的坚强决心；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使党在政治上前进了一大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次要的，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9月9日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开始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起义军最初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果断地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些措施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经过三湾改编，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等参与了对起义的指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起义爆发后,趁国民党军主力外调的机会，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维护工农权益的法令。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无力坚守广州，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主张趁敌人主力尚未开回广州前将起义部队撤出，这个正确主张遭到诺伊曼反对。起义军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在起义的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又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1928年初,党还在一些省份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清涧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
　　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结果失败了。但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了下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在各地举行的一系列起义，党进入了创建红军、掌握自己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