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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年04月07日
最后的遗愿
李富贵生前照片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范筱霞 魏辉
  病床前,李富贵把六个子女叫在身边,身体颤颤巍巍,似乎有话要说。
  这场景,让二儿子李延林感觉很不寻常。他明白,父亲虽然身患重病,但头脑清醒。他们围在老人身边,生怕听错一个字。
  “我去世后,从我的抚恤金内拿出2万元,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丧事从简,不讲排场、不开告别会……”
  3月11日,李富贵安详去世。这成了91岁老党员留给家人的最后遗愿。
   1 英雄归来的父亲
  “他这样做,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在子女们看来,父亲戎马半生,一世清廉,党在他的心中至高无上。
  1930年,李富贵出生在甘泉县东沟公社毛家安村。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17岁的李富贵加入甘泉四区游击队,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时,担任第一野战军第四警备旅机枪班长。
  在解放渭南战争中,李富贵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不幸身受重伤。
  那一次,李富贵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战友的帮助下,幸运地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从此,他带着严重的后遗症,离开了部队,回到了家乡。
  多年以后,李富贵总是感觉头疼,儿女们带着他去医院拍CT检查,才发现头部有枚弹片,已深深地嵌在了骨头里,无法取出。
  2 “无法见到”的父亲
  李富贵回到家乡,先后在县委、下寺湾公社、道镇公社、县供销社工作,无论是一般人员还是担任领导职务,他坚持退伍不褪色,始终保持军人本色,默默无闻、一心为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这方山水、这方父老。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一天都见不到父亲。早上走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睡着了。”李富贵的大儿子李丹回忆道。
  在儿女们眼里,那个时候的父亲心里只有工作,没有母亲,也没有他们。年幼的他们,虽然很想见父亲,却总也见不上。
  李富贵不在家的时候,儿女们一放学回来就出去捡猪草,星期六、星期天上山去砍柴。懂事的他们总是充当父亲的助手,帮助母亲减轻负担。
  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李延林很想念他。于是便和姐姐从下寺湾公社步行到甄家湾村。一天没吃饭的姐弟俩肚子饿得咕咕叫,天黑了才见到正在忙碌的父亲。
  “没想到,当时他就看了我们一眼,就让我们过洛河,到象鼻子湾村的外婆家去。连留都不留我们一下,也不问我们饿不饿。”那次见面,让李延林无法忘记,“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不敢走,但没地方可去,只能硬着头皮走。刚到外婆家不到半小时,洛河就发了洪水。”
  在下寺湾公社担任书记期间,白天挨批斗,晚上加班工作,带领群众搞夜战。就这样,李富贵一生操劳,直至1990年离休。
  3 “不近情理”的父亲
  “记忆里,我小时候就没穿过新衣服。一件新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老三穿完才轮到我穿,我穿的时候已经烂得不行了,我妈就给我补,真是补了一层又一层。”四儿子李强有点“委屈”。
  在儿女们的印象里,父亲一生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总是教育他们为人要低调扎实、勤勤恳恳。
  “我从懂事起,就不愿意和父亲坐在一起吃饭。吃饭不能说话,饭粒不能掉地上,掉了就要捡起来吃掉。”三儿子李夏林说。
  六个子女四个是下岗工人,但李富贵从未利用自己为子女“找关系、走后门”,还严格教育他们做好自己,自食其力。
  “公司正好遇到下岗高峰期,我想让父亲帮我换个工作,可父亲一脸严肃地说,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不要给组织找任何麻烦。”李富贵的小女儿李巧莲说。
  “我插队时,以为有父亲帮助可以提前回来,上个好班。没想到我是最后一个回来的。”李延林说。
  退休后,李富贵每个月都亲自按时交纳党费。行动不便后,他就托付儿子们帮忙交,每次都要把缴费凭证给他看才放心。
  30多年来,李富贵风雨无阻,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不变初心。
  3月26日,在办完父亲丧事后,李延林和李夏林来到甘泉县委组织部,了却了父亲的遗愿。
  清明细雨中,一家人来到父亲坟前,拿着特殊党费的缴费凭证,告慰离去的父亲。
  “父亲曾说,希望活到7月1日那天。”李延林说,虽有遗憾,但今天的美好生活,父亲已经看到,他可以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