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就像一个大熔炉，在这里你能得到革命传统、延安精神的淬炼。
工作以身作则，遇事依靠群众，从来不讲困难。
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大家能团结一心，迎难而上。
领导布置工作，同志们都雷厉风行，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许多工作，领导带头参加。
　 4月10日是《延安日报》创刊纪念日。回首往昔，像是昨日，仍有诸多感慨。报社就像一个大熔炉，在这里你能得到革命传统、延安精神的淬炼。
　　1968年8月，在延安地区武斗被制止，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西安等待三个多月后，省分配办通知我，可以报到了。于是，我于当月24日来到延安。几天后，地区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把我分配到报社。从此，我成为延安报社的一员，直至退休(1970年—1976年，在地委通讯组，但主要工作仍然是办报)。我的一生献给了延安日报。
　　我到报社时师锐、张鸿基是报社的领导。几天后，我发现同志们和他们打招呼都直呼其名，“师锐”“鸿基”，却没人称呼职务。时间长了，和同志们拉（方言，同“聊”）起来才知道，这已经是报社的老传统。后来到地委通讯组，前多年的报社社长任建平任组长，大家也都只叫“建平”，不称职务。一直到我退休，报社这个传统没有变。那种叫法，我感到同志间没有距离感，觉得亲切。那时候，领导布置工作，同志们都雷厉风行，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许多工作，领导带头参加。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支援农村劳动很多，领导都是和大家一起去，有工作晚上回来加班。
　　师锐、后来的薛向东等同志是原《群众日报》的老同志，任建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延安的老传统、老作风。工作以身作则，遇事依靠群众，从来不讲困难。据老同志讲，过去纸张紧张，也是为了节约，有时印错一两个字，不是把印过的报纸毁掉，而是发动职工把印好的正确的字一个个粘上去。当年《群众日报》一度纸张紧缺，报社曾组织职工办过纸厂，生产马兰纸印报。从老同志的言谈中，我的一个感觉是，在他们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大家。
　　我忘不了在地委通讯组那六七年办《今日延安》《延安通讯》等的日子，一度只有五六个人，最多时也只有八九个人，延安报刚恢复时，也是十来个人。同志们不分你我，争着抢着干工作。采访、编稿、画板样、校对、看清样都是这几个人，几乎天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没有一个人叫苦。
　　在报社，我在编辑岗位时间较长，1983年任副总编、1991年任总编。1995年又被任为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社长、党委书记。过去，我对印刷厂的情况只是在社委会上听到一些，当然是好话多，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组织宣布了我的新职务后，我第二天一上班，让厂长孙永军领我到厂里转一转。第一处就是纸库。一进门，我很惊讶，偌大的纸库仅有三摞纸，且都不多。一摞是当时印报的大白纸，一摞是印发票的软纸，一摞是印延长卷烟厂烟盒的纸（当时该厂已停产）。我问孙永军，这种状况怎么生产。他说，谁家印东西，要先交预付款，工厂才联系材料，有材料就干，否则只能退款。当时大白纸印的报纸，人们看不了多少稿子就烂了。我问为什么不贷款？他说，银行已不给贷款。这种状况，让我着急。
　　有的同志建议，找市委想办法。可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地区就已经决定，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收自支。何况我刚刚上任，所以要钱的事我张不开口。于是，我一面要求厂长发动职工讨论，让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一面帮助工厂出外找活路；同时，找兄弟单位借款。孙永军说，我们的彩印设备可以印啤酒厂的商标。于是，我们就一起到当时的延安啤酒厂，联系印他们的商标。有的同志说，我们的彩印设备印高档烟盒有问题，低档的没问题。于是，我又同编辑部的同志到延安卷烟厂，做工作印该厂的烟盒。
　　资金问题最大，我先后到邮政局、西安日报社、延安炼油厂等单位借款150多万元。印报不再用大白纸，改成了新闻纸；啤酒商标、延安卷烟厂烟盒开足马力印刷。职工讨论提出，作业本的需求量很大，可是我们印作业本的机器手工作业太慢。所以我们又设法帮助工厂买了一台小型自动印刷机。第二年后，我们又给广告部增加了任务，还降低了活动经费。情况虽有好转，但工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靠工厂自身，工资常发不开。
　　副厂长刘王成建议能不能联系印刷《陕西日报》，使《陕西日报》当天就能送到陕北读者手中，陕报加快了时效，我们能增加收入。有的同志说根本不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争取不来也就花几个路费。就领他找到陕西日报社的主管副社长李立彬。李立彬是延安人，他也正在为《陕西日报》要两三天才能送到陕北、陕南找路子。所以，我们谈得很成功，当下即达成协议。一个多月后，我们和汉中日报社就分别开始在陕南、陕北印上《陕西日报》了。
　　一年后，汉中日报社那边不知为什么停印了。我们的也要停。听到消息，我和当时的厂长黄志强迅速赶到西安，找到李立彬。他提了几个问题，说厂里解决不了。在我保证有问题社里负责帮助解决，出问题向我追责的情况下，李立彬才答应保留了延安的印刷点。
　　自印上延安、榆林的《陕西日报》，印刷厂的经济状况才得以缓解。同时，我们在全社进行了节约开支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领导和各部门的电话费、编辑部用的稿纸等等，都严格控制，全社过了几年紧日子。令我欣慰的是，在全社同志齐心努力下，《延安日报》在全省的报纸新闻评奖中，在地市报中无论档次、数量一直靠前；印刷厂的印刷质量也多次受奖；报社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职工工资、医保等各项费用没有拖欠；到2001年1月我正式退二线前，我们不仅还清了全部借款以及前任的欠款，还为后任留下了200多万元。
　　2000年4月10日报社50周年报庆前，我找到时任主管基建的副市长霍凤梅同志，希望她能给书记、市长做工作，改善一下报社的办公条件。报庆前夕，我们请来书记和霍市长到报社视察，书记当场表态，请霍市长按相关程序研究解决。报庆过后，我们就积极工作，计委正式同意立项建设延安报社办公楼。
　　在报社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大家能团结一心，迎难而上。无论行政人员、编辑、记者，还是工厂的干部、工人，都纷纷献计献策，为解决困难用心出力。我记得当年拆房子，为了把拆下来的整块砖和半块砖拣出来，以备以后使用，我们一动员，全社职工纷纷参加义务劳动。一位同志有公务参加不了，竟让其在外单位工作的妻子替他来参加。他的妻子我们再三劝阻，她还要坚持。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真的都让我十分感动。
　　今天，全党正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清凉山上就有我们党的重要的新闻史。《陕西日报》的前身是《群众日报》。去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作了重要指示。《延安日报》的前身也是《群众日报》。我深信，总书记指示精神、延安精神在《延安日报》一定会不断发扬光大，在融媒体中心党委领导下，《延安日报》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