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时期，曾经有两年艰苦时光，那是初中毕业返乡回家当农民的时候。繁重的体力劳动，艰难的农家日子，极度饥渴的精神世界，对前途的悲观迷茫，让我深感苦闷彷徨。支撑我度过那段日子的，是青春的活力和虽不强壮但却勇于接受任何挑战的身板。回乡时，我16岁，一个精瘦的毛头小伙子。能吃，一顿能吃五个蒸馍；不知疲倦，一个人提锤子一天能打1000页胡基（土坯）—在当农民的第一年冬天，我就学会了这项在农村最是吃苦也最讲究技巧的活路。当然，支撑我的最大因素是我身在故乡，一个天底下最为亲近的所在。这里生了我，养了我，辈辈祖宗埋葬在地下的黄土里。我生命的脐带和脚下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我的生命之根。踏上这块土地，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亲情。这里有村人之间世世代代绾结起来的牢固的情感纽带，有一种独特而温暖的力量。正基于此，尽管我苦闷彷徨，却不至于空虚坠落。
　　1969年春，生产队要去铜川焦坪煤矿拉煤。队里开了个粉坊，做粉条和豆腐，要烧煤。当时煤是紧缺物资，县煤炭公司买不到，只能自个去煤矿拉。我们村子离焦坪170里地，路途远，还要翻沟爬坡，是个苦差事。生产队派出的都是精壮劳力，我却心血来潮主动请缨要去拉煤。拉煤按分量记工分，我想多挣工分。母亲不让我去，说是太苦，我说我行。临出发，父亲叮嘱我：“少拉些，人家常跑焦坪，出门多少次了。你头一回，甭耍二杆子。”我让父亲放心。
　　头天行程110里，晚上赶到铜川，挑了个避风的铺面廊檐，把麻袋往地上一铺，算是安顿好了睡觉的地方。带有干粮，啃干馍，喝凉水，肚子也算填满了。第二天，天蒙蒙亮出发，行程60里赶到焦坪煤矿。
　　煤矿担心我们尽挑大块好煤，安排了场地工给我们装车，装好过磅。我看同来的每个人都按800斤装车，我也装800斤。别人心里不悦，加到900斤，我也加到900斤。村里一个我叫旺叔的，人高马大，拿眼珠子瞪着我，问：“你小子想干啥？”我说：“想和你挣一样的工分。”旺叔轻蔑地“哼”了一声，扭头吩咐装车工人：“装1000！”我也说：“装1000！”这个重量，是架子车能承载的极限了，没人再敢较劲。旺叔说：“路上别后悔！叫你小子张狂！”
　　回程从焦坪到铜川，一路下坡，并不吃力。晚上还在铜川过夜，还是那家铺面的廊檐下。夜里刮大风，我蜷缩在水泥地面的麻袋上，从街面刮来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但只能忍着。熬到天明，继续上路。
　　春天的太阳上升很快，气温渐渐升高。我穿着棉衣，如同地道的关中农民一样，腰间还扎着一条家织布做成的宽腰带，身上开始冒汗。我解下腰带，脱了棉袄，上身只穿一条单衫。车子很沉，但我紧随车队，不想与车队拉开距离。
　　过了耀县，有一段上坡路。坡不陡，慢上坡，但拉着1000斤的车子，每走一步都很吃力。盘上这段坡，人人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太阳已到头顶，车队歇下来，准备打尖。
　　我的单衫已经湿透，好在太阳暖烘烘地照着，不觉得冷，只是口干舌燥，拿出干粮却吃不下去。大家像我一样，都想喝水，想找人家讨口水，或者有眼井自个打水喝也行。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里去找水？路边阳沟里有积水，旺叔几个人走过去，我随着上前一看，那水面上有一层绿茸茸的漂浮物，还有羊屎蛋蛋。旺叔蹲下去，双手在水面上攉了几攉，攉开漂浮物，水看去还清亮。旺叔等人双手掬水，一番痛饮。我有点犹豫，但渴得实在不行，也就看样学样，掬水而饮。饮罢，又洗了一把脸，体内体外顿觉舒畅。
　　坐在路边地上，吃着母亲给我烙的锅盔，身心完全放松，觉得无比舒坦。人生会有许多感觉很好的时刻，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卸下重负，获得休憩，无疑是这美好时刻的一种。你能感觉到疲劳像冰一样慢慢溶解，像潮汐一样慢慢从周身退去，从每一个张开的毛孔溢散出来，风一吹，立即随风而去，而生命的活力重新洋溢，体力又填充回腿上、腰上以及身体各个部位。你能清晰感觉到发生在自己体内的这种变化，这种体验无比美妙。尽管，这一刻可能很短，沉重的苦力会接续而来，但你此刻的体验却将成为永恒，将会成为一种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人们歌颂劳动，不是因为它苦，而是因为在苦之后你所品尝到的甘甜。
　　我对自己很满意。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刚从学校回家的“学生娃”，是一个身体尚未发育充分，身板还显单薄的毛小子，但我不想输给任何人。我可以和他们拉一样重的车子，挣一样多的工分，我能养家糊口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是流传在村人口中的一句话，我不想一辈子当农民，一辈子挣工分，但我必须面对现实，现实是你如今就是个农民，就必须多挣工分。且说今天，无论未来。今天你能挣工分，你就棒，你就是一个能干的人。
　　旺叔走到我面前，看我吃的是锅盔，说：“锅盔，你妈真是心疼你哩。”
　　春天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期，家家户户粮食所存不多，麦子更是稀罕。这次我们一块出门的人，所带干粮多是玉米面窝窝，好点的是玉米面里掺些麦面的“两面馍”，带纯麦面锅盔的只有我一人。母亲心疼我出门拉脚苦重，特意给我烙了锅盔。
　　我拿起一牙锅盔，递向旺叔：“来一块。”
　　旺叔摇摇头：“你留着吃吧。”又说：“你小子行，有心劲。不过还没到时候，前边三原县还有临履坡，吃饱，把劲攒够，不要到时候干哭没眼泪。”
　　临履坡是三原城北清河上的一条大坡。清河自西向东穿过建于明代的石磨盘龙桥，再往东就是临履坡。坡底建有一座水泥桥，清河河床在这里很深。每年腊月，三原县城的“腊八会”就在龙桥和临履桥之间的南岸。小时候逛“腊八会”，我曾站在岸边往下看，只觉得头晕目眩，行走在龙桥和临履桥上的人看去就是小黑点。
　　后晌，我们赶到临履坡。
　　先下后上。坡太陡，下坡的时候我们使劲抬起车辕，让后辕尾端抵住地面，增加摩擦力以控制车速。到了坡底，我们在桥上稍作休息，随即便开始向坡上攀登。
　　这个坡，这么沉重的车子，就是同行那些久经战阵身壮如牛的汉子，每前进一步也很吃力。为了减缓上行的坡度，我们在路面上沿之字形攀进，整个脚掌死死撑住地面，身体大幅度向前倾斜，每进一步都必须用足全身的力气，满头的大汗从鼻尖和下巴洒落在路面上。上行一段，必须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息一会，体力稍作恢复，再继续前进。因为歇息多，坡路上到不到三分之一，我已经被别人远远甩在后边。
　　人类计量长度的单位，有里、公里，更大的还有天文单位光年。现在对我来说，只有尺和步。每一尺，每一步，就是我要跨越征服的目标。好不容易攀行到坡中间，这时候我体悟到了旺叔说的“干哭没眼泪”的况味。两条腿像是快要痉挛了，沉重酸困，没有一点力气；胸腔像是要爆炸，必须不停地大口喘气，歇在那里，腰也难以挺直；肩膀被车子襻绳勒得像刀子割过一样。
　　我突然怀疑我能不能行进到坡顶，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任性逞强。“1000斤，那是别人扛得动的分量，你小子没经过几番捶打，却要和人争个高下，自个儿能吃几斤干粮心里都没个数，就你张狂，你嫩着呢，差远了！”我在心里暗暗责怪自己。
　　就在我无比沮丧的时候，突然发现从坡上急匆匆下来一个人影，这人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是母亲。我非常吃惊。母亲快步赶到我身边，看见我要垮掉的样子，心疼得快要哭出来，颤声说：“不叫你来，不叫你来，来了还要拉这么多，你是不要命啦？”我问：“你来做啥？”母亲说：“给你掀车子。”原来我这趟出门后母亲一直不放心，她知道临履坡陡，担心我拉不上来，问清村里人，估算好时间，特意赶了十多里路，专门跑来帮我。母亲说明后，我鼻子突然一酸，人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母亲这里，我是真切体会到了。但是在表面上，我硬挺着，没有让这份感动流露出来，同时心里掺杂一点恼火：“我真的就如此无能，出门拉趟差，竟然要拖累家里人，至于吗？”我想对母亲发火，想让她知道我不是个窝囊废。没待我发作，就看见旺叔甩着手，大步从坡道上下来，看样子是冲着我来的。
　　旺叔走到我的车子跟前，歪着头凶声凶气呵斥母亲：“谁让你来的！”
　　母亲说：“我来给娃掀车子。”
　　旺叔说：“一个女人家，吃咸饭操淡心！”
　　母亲说：“坡太陡……”
　　旺叔说：“就你知道坡陡？”
　　旺叔说罢，头朝我一摆，“曳上，走！”
　　我重新把襻绳搭上肩，曳上车子。旺叔张开双臂，从车后帮往前推，母亲只能从侧面搭个手，三人一齐用力，上到坡顶。
　　回到家，父亲知道我拉了1000斤煤，心痛地说：“你耍二杆子哩，过去单套牛车，才拉1000斤。”
　　我这一生走过难以计数的路程，但临履坡这段路，我终生难以忘怀。
　　若干年后，我读孔子，查阅《仪礼・大射仪》中“揖以耦”的注释。耦，意为两人相助并耕。唐贾公彦疏：“周时未有牛耕，故以人耦。”段玉裁注“人耦”为“尔我”，犹言你和我，意为亲密。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明指：“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许慎《说文解字》对“仁”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则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当代学者刘文英先生认为：“相人偶（耦）”是一种古老的礼仪，即“两个人见面，首先观顾对方，然后互相作揖，表示敬意和问候”，并进一步认为，“仁”字的结构就是“相人偶”的象形，因而“仁”的观念是由“相人偶（耦）”礼仪产生的，这种礼仪就是“仁”的观念的客观原形。
　　以“相人偶（耦）”来界定“仁”这一范畴，说明“仁”这一理念，最初显然自农业的耕稼劳作中所生发，再由此而发育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让我回想起当年在临履坡旺叔帮我推车的情景。
　　这种亲亲为大的仁者之举，是中华传统文化强大基因在一位普通乡人身上的朴素显现。它衍生了这一方土地上的人情世故。
　　（本文作者 白描 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