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1932年：中国共产党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
1932年，党内正反两种力量激烈斗争，“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根据地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其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导致中国革命事业严重挫折的极端状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虽然屡屡遭到压制和打击，但仍然在苦苦坚持，维持着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
1930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还留在上海，但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已经逐步推行到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朱德领导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会上，大家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意图，不顾事实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把他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的严重程度。
临时中央领导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就生吞活剥苏联经验，用主观想象和照搬的教条去指导中国革命。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革命力量已经压倒反革命力量，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要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在这种狂热情绪推动下，他们给中央苏区发去指示，要求红军进攻江西中心城市。这实在是一个冒险政策。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要求红军攻取赣州，红军攻打赣州长达33天，不但城未攻下，自己伤亡达3000多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1932年4月10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19日，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连夜弃城而逃。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此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2架飞机，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一个半月，筹款达100多万元。
同样是攻打城市，一个月前红军打赣州没打下来，吃了大苦头，一个月后打漳州却打下来了，吃了大甜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因为赣州易守难攻，敌人强大，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敌人薄弱。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临时中央4月14日发出指示信，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显然，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无疑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在前方指挥红军打胜仗，一边却在后方被临时中央无端指责。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
前方指挥员与后方根据地领导层矛盾的逐步尖锐化，同样存在于中央苏区。
毛泽东在8月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上，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半月之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27师，俘虏5000多人，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争论激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
宁都会议前后，蒋介石在湘鄂西和鄂豫皖得手了，于是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1932年底，国民党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备受打压，虽然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随后粉碎了这次“围剿”，但随着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发展到顶点。毛泽东对病友感叹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军重新开创根据地，预示了1934年后中央根据地的类似命运。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0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还留在上海，但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已经逐步推行到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朱德领导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会上，大家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意图，不顾事实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把他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的严重程度。
临时中央领导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就生吞活剥苏联经验，用主观想象和照搬的教条去指导中国革命。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革命力量已经压倒反革命力量，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要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在这种狂热情绪推动下，他们给中央苏区发去指示，要求红军进攻江西中心城市。这实在是一个冒险政策。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要求红军攻取赣州，红军攻打赣州长达33天，不但城未攻下，自己伤亡达3000多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1932年4月10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19日，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连夜弃城而逃。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此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2架飞机，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一个半月，筹款达100多万元。
同样是攻打城市，一个月前红军打赣州没打下来，吃了大苦头，一个月后打漳州却打下来了，吃了大甜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因为赣州易守难攻，敌人强大，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敌人薄弱。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临时中央4月14日发出指示信，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显然，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无疑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在前方指挥红军打胜仗，一边却在后方被临时中央无端指责。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
前方指挥员与后方根据地领导层矛盾的逐步尖锐化，同样存在于中央苏区。
毛泽东在8月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上，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半月之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27师，俘虏5000多人，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争论激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
宁都会议前后，蒋介石在湘鄂西和鄂豫皖得手了，于是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1932年底，国民党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备受打压，虽然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随后粉碎了这次“围剿”，但随着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发展到顶点。毛泽东对病友感叹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军重新开创根据地，预示了1934年后中央根据地的类似命运。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