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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
广昌战斗失利后，红色根据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局空前危急。中国革命的航船到底驶向何方，红军到底该如何行动，是继续在苏区迎敌，还是另辟蹊径，以求得绝处逢生，历史把年轻的中国红色革命政权和红色武装力量推到了抉择的关头。1934年10月，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粵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此后，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又经过几天的征战，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粵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经整日血战，阻止住敌军的进攻。到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此后，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又经过几天的征战，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