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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高慧琳 张雪冬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4年5月2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但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会期长达11个月，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整风运动的总结。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4年5月，已经进行了三年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需要及时总结经验；二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近十年的延安实践，有些理论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些争议问题也需要做出结论，党的一致公认的领袖和领导核心已经形成，有必要、也有了条件对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以利再战；三是作为中共七大的准备会议，对七大的会议作出安排。因为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从1931年开始，到这时候已经进行了13年，六届六中全会也已经过去了近6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大反转，抗战胜利在望，中共七大召开的时机终于接近成熟，需要及时进入七大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会议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六条原则和指导性意见，全会讨论了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各项报告负责人。
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讨论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周恩来报告与国民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讨论为中共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任弼时代表全会主席团讲话，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影响。它凝结着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才最终完成。
《决议》分为七个部分，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决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建党后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一段历史，以及党在24年里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作了详尽的总结。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在中央和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决议》全面总结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的教训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决议》指出，今后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时，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不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而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危害，说明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改正办法。
《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体现了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实现了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为迎接对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准备。
《决议》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加强全党的团结，促进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完全解放的胜利，都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今天的立点回望历史：我们看到，这次会议所展现的高度统一、空前团结和风清气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和成熟，足以担当起率领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奋发踔厉、行稳致远，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重任。同时，会议对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党核心地位的坚定维护，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决维护，也启示我们，当我们即将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的时候，坚持“两个维护”和看齐意识，对于我们国家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4年5月2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但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会期长达11个月，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整风运动的总结。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4年5月，已经进行了三年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需要及时总结经验；二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近十年的延安实践，有些理论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些争议问题也需要做出结论，党的一致公认的领袖和领导核心已经形成，有必要、也有了条件对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以利再战；三是作为中共七大的准备会议，对七大的会议作出安排。因为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从1931年开始，到这时候已经进行了13年，六届六中全会也已经过去了近6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大反转，抗战胜利在望，中共七大召开的时机终于接近成熟，需要及时进入七大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会议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六条原则和指导性意见，全会讨论了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各项报告负责人。
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讨论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周恩来报告与国民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讨论为中共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任弼时代表全会主席团讲话，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深远的影响。它凝结着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才最终完成。
《决议》分为七个部分，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决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建党后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一段历史，以及党在24年里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作了详尽的总结。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在中央和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决议》全面总结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的教训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决议》指出，今后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时，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不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而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危害，说明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改正办法。
《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体现了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实现了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为迎接对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准备。
《决议》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加强全党的团结，促进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完全解放的胜利，都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今天的立点回望历史：我们看到，这次会议所展现的高度统一、空前团结和风清气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和成熟，足以担当起率领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奋发踔厉、行稳致远，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重任。同时，会议对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党核心地位的坚定维护，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决维护，也启示我们，当我们即将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的时候，坚持“两个维护”和看齐意识，对于我们国家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