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确定和平解决事变基本方针的同时，还应张学良的请求，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到西安协商大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以调停人的角色，不仅协调了事变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制止了可能爆发的内战危险，更取得了蒋介石对国共团结抗日的承诺，对和平解决事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1936年12月12日，按照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分保卫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同时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12月17日，周恩来等抵达西安。当晚同张学良进行彻夜长谈。张学良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的意见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同意张的看法，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同日，张学良和周恩来还商定了与即将来西安的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会见杨虎城。谈话中,杨虎城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表示忧虑。周恩来对杨虎城的忧虑表示理解，并解释说：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对共产党置党派恩怨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深表钦佩。
　　12月19日，周恩来邀请西安各界知名人士杨明轩、熊伯韬、武伯纶、李连璧、何寓础、韩卓儒、车向忱等20余人座谈，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并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爱国抗日决心下实行的，同时也是不断高涨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推动的结果。这说明群众的力量是无限量的，是极其伟大的。希望诸位先生继续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支持事变朝着以利于全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参加座谈者在周恩来的启发和鼓励下，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坚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为巩固西北团结，促成蒋介石停战抗日，周恩来还会见邵力子、钱大钧等国民党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希望他们为此做出努力。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还组织了由王炳南任主任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周恩来叮嘱王炳南：民运会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关怀下，西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发展到20多个。
　　12月20日，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西安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和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就和平解决事变提出了六项主张：“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继续进行谈判。
　　在三方谈判期间，周恩来还分别与宋子文、宋美龄、蒋介石直接对话，阐述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23日，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他还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作了分析。
　　12月24日晚，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周恩来申明共产党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中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蒋介石基本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同去南京。登机前，张学良把事先写好的手谕面交杨虎城,请他从25日起代理自己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要听从杨虎城和于学忠的指挥。当周恩来得知张学良送蒋去洛阳的消息后，惊愕不已，他本想力劝张学良不要送蒋回南京,但当赶至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已经飞上了蓝天。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西安事变的意义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