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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延安作风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严峻、复杂的环境和挑战中，培育了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延安作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事实，从历史上证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在历史中汲取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用延安作风严纪律强执纪，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优于其他政党，就是靠着铁的纪律约束形成了党的集中统一。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陈云同志也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仅要靠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还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
延安初期，我们党曾经面临极大的困境，1937年仅有4万名党员。当时，摆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争取群众壮大队伍，这就需要极大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民族战线的波谲云诡，国民党溶共政策的渗透，延安边区环境的相对稳定，党员和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要防止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佳肴、沉溺享乐引诱共产党干部。”1939年以后，边区干部越来越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有的党员“脑子里装满了法币”，以权谋私开始出现，毛泽东及时告诫：“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1941年，他在《<农村调研>的序言和跋》中，又一次提醒大家，必须和党内资本主义腐化思想作斗争。1941年7月，中央制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延安整风后，结合党的斗争经验，将党内纪律提升到了“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的高度。
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共产党。1939年以后，日军重点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个别党员不愿到敌后去，刘立功事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典型。陈云同志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一文中教育党员，组织部门的决定一旦形成，绝不能讨价还价，而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他还说：“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事实证明，纪律松懈，组织就软弱，党就会沦为一盘散沙。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用延安作风严纪律强执纪，使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
二、坚持用延安作风建制度立规矩，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垒台之基
严明党的纪律，必须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延安时期，鉴于张国焘、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和规矩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的四大纪律，既“四个服从”，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从党内法规上维护了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性：“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1941年中央强调，要高度重视全党的集中性和统一性，高度重视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任何地方党部自成系统、标新立异。要求各区域领导干部坚决听从中央领导。坚决反对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随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员干部讲党性、守纪律、懂规矩蔚然成风。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陈云更是强调：“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
邓小平同志后来总结说：“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用延安作风建制度立规矩，使党员干部因制度而“不能”。
三、坚持用延安作风树表率抓细节，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精神血脉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主要表现在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是延安时期党具有极强纪律观念的真实写照。
长征中，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因擅自偷拿藏族钱财而被执行枪决。毛泽东认为：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用铁的纪律约束自己和亲人。当文运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做了“大官”而请求介绍工作时，毛泽东回绝：“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同样，陈云同志曾在进延安城北门时被岗哨拦住，在认真系好风纪扣后，哨兵才让他进城。这个风纪扣就是纪律扣，系上的是纪律的一视同仁。
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不仅是经济政治的运动，也是纪律教育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是倡导者、组织者，更是参与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红色经典《杨家岭的早晨》、杨家岭革命旧址“毛泽东种过的菜地”、周恩来与任弼时纺纱比赛等红色记忆生动诠释了延安时期党的纪律面前一切平等。1943年，边区政府发布“厉行节约”五条规定，林伯渠主席身体力行，公开自己包括戒绝外来纸烟、生活用品自给的计划。转战陕北时，任弼时发现儿子任远远接受村干部送的“小老鼠”玩具而严肃让他归还。张思德有一次去买猪，因为错赶了群众的一头猪，顶着烈日折回十几公里地将猪送还。
职位越高越讲纪律，党内没有“特殊人物”，这是延安时期党凝聚人心的朴素真理。1937年10月，延安抗大发生了老红军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杀人案。毛泽东强调要求处以极刑来教育党、教育红军。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对此，毛泽东既幽默而又严肃地强调：“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正是这样从领导做起，从小事抓起，树立典型，形成震慑，才真正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用延安作风树表率抓细节，使党员干部因觉悟而“不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压茬开展了四次主题教育活动，今年又部署了党史学习教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坚持用延安作风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可以更好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延安干部培训学院）
一、坚持用延安作风严纪律强执纪，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优于其他政党，就是靠着铁的纪律约束形成了党的集中统一。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陈云同志也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仅要靠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还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
延安初期，我们党曾经面临极大的困境，1937年仅有4万名党员。当时，摆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争取群众壮大队伍，这就需要极大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民族战线的波谲云诡，国民党溶共政策的渗透，延安边区环境的相对稳定，党员和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要防止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佳肴、沉溺享乐引诱共产党干部。”1939年以后，边区干部越来越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有的党员“脑子里装满了法币”，以权谋私开始出现，毛泽东及时告诫：“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1941年，他在《<农村调研>的序言和跋》中，又一次提醒大家，必须和党内资本主义腐化思想作斗争。1941年7月，中央制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延安整风后，结合党的斗争经验，将党内纪律提升到了“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的高度。
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共产党。1939年以后，日军重点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个别党员不愿到敌后去，刘立功事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典型。陈云同志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一文中教育党员，组织部门的决定一旦形成，绝不能讨价还价，而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他还说：“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事实证明，纪律松懈，组织就软弱，党就会沦为一盘散沙。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用延安作风严纪律强执纪，使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
二、坚持用延安作风建制度立规矩，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垒台之基
严明党的纪律，必须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延安时期，鉴于张国焘、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和规矩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的四大纪律，既“四个服从”，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从党内法规上维护了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性：“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1941年中央强调，要高度重视全党的集中性和统一性，高度重视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任何地方党部自成系统、标新立异。要求各区域领导干部坚决听从中央领导。坚决反对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随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员干部讲党性、守纪律、懂规矩蔚然成风。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陈云更是强调：“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
邓小平同志后来总结说：“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用延安作风建制度立规矩，使党员干部因制度而“不能”。
三、坚持用延安作风树表率抓细节，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精神血脉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主要表现在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是延安时期党具有极强纪律观念的真实写照。
长征中，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因擅自偷拿藏族钱财而被执行枪决。毛泽东认为：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用铁的纪律约束自己和亲人。当文运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做了“大官”而请求介绍工作时，毛泽东回绝：“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同样，陈云同志曾在进延安城北门时被岗哨拦住，在认真系好风纪扣后，哨兵才让他进城。这个风纪扣就是纪律扣，系上的是纪律的一视同仁。
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不仅是经济政治的运动，也是纪律教育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是倡导者、组织者，更是参与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红色经典《杨家岭的早晨》、杨家岭革命旧址“毛泽东种过的菜地”、周恩来与任弼时纺纱比赛等红色记忆生动诠释了延安时期党的纪律面前一切平等。1943年，边区政府发布“厉行节约”五条规定，林伯渠主席身体力行，公开自己包括戒绝外来纸烟、生活用品自给的计划。转战陕北时，任弼时发现儿子任远远接受村干部送的“小老鼠”玩具而严肃让他归还。张思德有一次去买猪，因为错赶了群众的一头猪，顶着烈日折回十几公里地将猪送还。
职位越高越讲纪律，党内没有“特殊人物”，这是延安时期党凝聚人心的朴素真理。1937年10月，延安抗大发生了老红军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杀人案。毛泽东强调要求处以极刑来教育党、教育红军。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对此，毛泽东既幽默而又严肃地强调：“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正是这样从领导做起，从小事抓起，树立典型，形成震慑，才真正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用延安作风树表率抓细节，使党员干部因觉悟而“不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压茬开展了四次主题教育活动，今年又部署了党史学习教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坚持用延安作风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可以更好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延安干部培训学院）